陶立夏，作家。在中国南方出生、长大，曾在伦敦学习、生活数年，现居上海。著有小说《喜乐章》《分开旅行》，译作《夜航西飞》。

　　曾在自己的书里将过去某些难忘的时光比喻成琥珀，但我喜欢的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对此有更好的比喻：它们太烫，所以就给它们浇上纪念的汤汁——最好的胶质，把它们变成肉冻。是的，青春岁月就是这么一种肉冻般的存在：摸在指尖尚有余温，虽然真相已被封存，但外观依旧会因触碰而改变形状，有时是这样，有时又是那样，似是而非。

　　当然永远不会改变的真相也有。在我的语文和英语屡获高分的同时，数学却朝着无法预计的深渊滑去——所有的得分全部得益于概率。“你总能猜对几道选择题的。”数学老师常在考试前这样安慰我。事实是，我真的能猜对几道题，当然也只能猜对几道题。

　　数学考试带来的煎熬像碰触烧红的烙铁，你知道它会降临并做了无数准备，但等它真正降临时，依旧痛苦不堪。我知道，好的成绩代表好的大学，好的大学代表好的工作，好的工作代表社会地位……但如果这一切都不是我想要的呢？为什么我要为自己不想要的东西苦苦支撑？

　　直到班上著名的“捣蛋王”发现，试卷被印刷前原件是放在办公室抽屉中的。尽管教学楼的出入口都会上锁，但他可以从倒垃圾的管道爬上楼，再从窗户爬进办公室，将试卷偷出来复印，然后归还。

　　出于对我的信任，他将语文、英语试卷交给我解答，另有一个我不知道身份的天才负责数学。我们连夜做好试题，将写好的试卷复印件交还给这位偷试卷的同学，他负责答案的整理和复印，再将这些答案转卖给需要的同学。作为回报，我可以免费得到数学试卷的答案。

　　要对得起你受到的信任，是我从作弊中学到的第一件事。

　　有一次月末摸底考试，我在层层试卷与草稿纸中间偷偷打开数学答案的时候，完全惊呆了：那是一整张试卷的复印件，而不只是缩印的答案。如果不是有我在开考前特意额外要求的一沓草稿纸作为掩护的话，实在很难向监考老师解释，自己怎么会有两份笔迹截然不同的考卷。

　　中考前最后一次模拟考试，我照例连夜做完英语和语文试卷，然后等着数学试卷的答案。但是这次情况有点不同，偷考卷的同学在给我答案的时候说：“我好像暴露了，现在回想起来，偷数学试卷的那天晚上，办公室地上的那张白纸上，可能留了我的脚印。”

　　所谓“东窗事发”——有时候真的不得不折服于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好像世上没有四个字不能概括的事。那位偷考卷的同学被迫“招供”出向他购买答案的几位同学，这些被“招供”出来的同学又继续供出与之分享答案的同学的名字。偷考卷的同学作为“主谋”最后被学校劝退，但他始终没有说出我的名字。

　　那位提供数学答案的同学至今身份成谜。我一直怀疑是同班那位得过奥数大奖的男生，我们关系不错，但也没有向他求证过。最后一次知道他的消息，是他结束巴黎第六大学的留学前往香港定居，供职于某家著名的投资银行。

　　这是我学到的第二件事：控制自己的好奇心。

　　我从来没有问过偷考卷的同学，他都把答案卖给了谁，卖了多少钱。如今想来，比起获得高分，打开试卷的那一刻，发现面前的这张试卷和自己前几天晚上做过的那张一模一样时，才是真正的快乐：3个“赌徒”，在和老师的暗自较量中再次得手，沉闷压抑的生活也有了一点点乐趣。

　　这是我学到的第三件事：真正的快乐往往和钱关系不大。

　　我们要追求的是那些能让人心跳加速的瞬间。

　　最终的调查结果显示，全年级约70%的同学参与了这场作弊。因为与“主谋”的素来交好，我被列为重要“犯罪嫌疑人”，我父亲被“紧急传唤”到学校，老师希望他能劝说我承认错误。看到好久不见的父亲，我主动交代了数学作弊的事情。父亲点点头说：“猜到了，但事情已经发生了，也没必要告诉老师。再说，我觉得老师不应该干涉学生的交友自由。”回家前，父亲又提醒我：“你要当心了，全年级都要重新考。这次他们会把考卷原件锁入保险箱，你是拿不到数学答案的。要是排名不够好，你得想想怎么跟老师解释。”

　　那次重新考试，我得了年级第三，排名反而上升了一名，也彻底摆脱嫌疑。只是我没有告诉父亲，自己只是没了数学答案，但很多人同时失去了英语和语文答案，损失更为惨重。

　　然后就是中考。我仍清楚地记得交出政治试卷的那个时刻，因为在后来的人生里，再没有什么事和那场考试一样，每个提问都有那么清晰简单、一丝不苟的标准答案，白纸黑字。

　　

　　随着年龄的增加，需要面对的事情和试题一样，变得越来越复杂。而单纯的我们在最初总是被它们表面的生动、有趣吸引，不惜泥足深陷，总要到眉眼积了风霜才说出什么“返璞归真”的傻话。

　　比起初中时代，我的高中时代平淡得多：作为一所国家级重点中学，能来这里读书的人都不太需要靠作弊过日子，虽然也有人以此为乐，但我早已无法从中感到刺激。

　　作弊曾是我反抗沉闷初中生活和升学压力的唯一手段。但我渐渐发现反抗的方式有很多种，证明自己的方式则更多。总有一天你不会再像当初那么渴望，渴望一点关注、一点理解，期待为一切寻找确切匹配的答案。你学着接受没有答案也是一种结局，到后来你甚至不再想证明自己。你与自己握手言和，无论是优秀还是平庸，可爱还是古怪，姿色美丽还是平平，你可以接受自己所有的面目。对我来说，青春期的到来并不是以早恋为标志的，而是这样的一种释然。

　　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明白一种叫“孤独”的情绪。身边都是同龄人，我们穿一样的校服、吃一样的饭、上一样的课、做一样的试题，但我们之间的不同就在这些机械化的、重复雷同的背后，默默地将彼此隔绝成岛：我们朝夕相处，甚至情同姐妹，但未必彼此懂得。

　　我把精力发泄在做英语选择题上：在一节课不到的时间里我可以完成200道选择题，错题从不超过3道。因此，英语老师为我报名参加了全国中学生英语竞赛，经过层层选拔后，我获得了全国一等奖。奖状不知道是从哪里寄来的，发奖状的时候老师问我：“你为什么喜欢英语呢？”我心想：“因为我觉得无聊啊。”

　　多年后，我翻译了一本名叫《夜航西飞》的英文书，共计20万字，它是一本很旧很旧的书，出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无论是遣词造句的方式，还是题材或情怀，都含蓄老派。很多读者以为我是一个坐在书斋里翻字典的大叔，但看到我本人的照片后，惊讶我是一个不到30岁的女生。仔细想来，我这种近乎大叔的平静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萌芽的，在我埋头做那些英语选择题的时候。

　　没有英语选择题和阅读理解题可以做的自修课，我就写自己的故事，工整誊写完寄给喜欢的杂志。稿费单寄来后，趁午休时间飞奔去邮局取稿费，有时候邮局排队的人多，我会因此错过下午的第一堂课。有些诧异的老师经常不问我原因，就让因为奔跑而喘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我回到座位上去——如果你的成绩好，会有一些免于质询的特权。

　　稿费全部被用来买成书，小说、散文、画册等，什么书都有。我常常在晚自修的时候偷偷看，这个习惯一直保留了下来。后来有了自己的家、自己的书房，我也总是在夜晚阅读。只有夜晚的阅读能让我获得平静，体会到那种近乎失忆般的快乐——专注让你暂时逃离这个世界，也逃离自己。

　　只是晚自修的阅读总是被窗外走过的值班老师打断，手里的书被没收;我就从书桌里再拿一本出来看，再被没收……反正它们最后都会到班主任的手上，而他会悉数还给我，归还的时候有些担心地问：“你这是怎么啦，有压力吗？马上考试了，要注意调节心情。”他面对的是一个学生，更是一个重点大学的名额。

　　世界从来不是公平的，但若干特权也可以用血汗去换。这是我在中学时代学到的最后一个道理。

　　我很少回忆自己的初中时代，那段所谓“青葱一样”的青春岁月——它们已经发生过了，像一件已完成的作品，再没有血肉相连的喜乐哀伤;但它们又不够老，尚无再次检阅的必要。如今回头看，它就是这么一个略显尴尬的存在。

　　年轻没有什么好，来路有很多错等你去犯，那意味着很多彷徨、很多懊悔、很多担忧;年轻也没有什么不好，你还有时间去学习、去改正、去摆脱。青春大概是最无用的筹码，靠它赢来的那些都不长久，但因它输掉的那些，会真正在记忆里长久地留存下来，成为催促你前进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