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佳玮

　　

　　2014年的真人版《忍者神龟》里，有4个忍者龟，蓝眼带使刀的叫达·芬奇，红眼带使叉子的叫拉斐尔，橙眼带使双节棍的叫米开朗琪罗，而紫眼带使棍子的叫多纳泰罗……说到这儿，小时候看过《忍者神龟》的一定会叫起来：“不对啊，多纳泰罗是谁？动画片里不是叫爱因斯坦吗？”

　　实际上，紫眼带忍者龟一直叫多纳泰罗。另外三个忍者龟分别是“文艺复兴三杰”，而多纳泰罗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大师。为什么叫爱因斯坦呢？因为1987年《忍者神龟》动画片由北京电视台译制引进时，大家就这么称呼他了。什么原因？不知道。你可以这么猜测：比起“文艺复兴三杰”，多纳泰罗实在不知名，加上他好发明东西，就叫他爱因斯坦得了。

　　《变形金刚》其实也经历过类似的事儿。Starscream是怎么被翻译成“红蜘蛛”的呢？Bruticus如何变成了“浑天豹”？而Constructcon被译成了“挖地虎”。美妙的再创造：本来硬头硬脑的变形金刚，被上海电影译制厂诸位老先生一把玩，就变成了富有水泊梁山气息的绰号。习惯成自然，现在估计也没人特意去挑剔擎天柱和威震天这俩名字听上去太中国范儿，一点儿也不洋气了。

　　实际上，在那个时代，类似的再创造相当多。人们现在都喜欢拿老配音翻译腔开玩笑，比如：“见鬼！”“天哪！”“我向上帝发誓，要踢你的屁股！”因为这一代观众有了相当的英文造诣，也知道该如何说话了。但实际上，类似的配音翻译腔也是一种再创造。真正听过原声的人会明白，外国人说话也未必深情到像童自荣老师那样，但前辈们又无法用日常谈吐说话——一口北京腔去配罗切斯特和简·爱谈情说爱，肯定是扯淡。所以，老配音翻译腔尤以上海电影译制厂为最，是一种被重新创造过的声音：既不太像中文口语，也不太像西方口音，但能让大家接受，感觉到“对，这就是外国人说话的调调”。

　　如果你听过《蜡笔小新》的原音，会发现矢岛晶子老师的配音很正常，而台湾经典的冯友薇老师的配音则低沉一些，让野原新之助和幼儿园其他孩子响亮的声音形成对比，野原新之助略带猥琐的萌态也就显现出来了——这种“强行制造了一种新声线”的套路，也是一种创造。

　　类似的事，还不止在外语之间。熟悉TVB的诸位观众，一定对港片中几位老配音演员耳熟能详，也一定会佩服香港这几位配音演员，既能够讲标准的普通话，又能带出清晰的港式味道。这味道说不清道不明：商务范儿？家居范儿？总而言之，是独一无二的，是我们一听就知道“那，做人要开心嘛”和“来，一起喝糖水吧”的口音。

　　在周星驰的《九品芝麻官》里，吴启华演的方唐镜恶搞周星驰演的包龙星，举着一张小的契约，一张大的契约。

　　普通话版台词：

　　“方唐镜：一张湿的，一张干的。大人要哪张啊？”

　　“包龙星：干的！”

　　“方唐镜：对嘛，大人还是经常叫人干爹嘛！”

　　这一段，我小时候怎么看都不懂。明明是大小之分，怎么能论干湿呢？后来看原版：

　　“包龙星：这么小的‘契崽怎么看？”

　　“方唐镜：小的‘契崽不好，还有一张大的‘契爷（干爹），大人想看哪一张呢？”

　　“包龙星：契爷啊！”

　　“方唐镜：乖哦，大人未必不叫人‘契爷（干爹）的嘛！”

　　对于粤语观众来说，这个包袱就流畅多了。但依此回推，可以知道翻译成普通话时，必须重新制造一个包袱的艰难程度。实际上，类似的再创造最让我们熟悉的，便是周星驰的“御用配音”石班瑜先生。懂粤语的朋友会一再告诉你：周星驰的原声没有那么夸张，是更冷淡平静的调调，石班瑜的风格与他并非全然一致，所以石先生重新创造了一种让我们热爱的风格演绎了周星驰。他与那些想出擎天柱、霸天虎这些译名的前辈，那些在《成长的烦恼》这类经典译制片里用中文营造出美国家庭氛围的前辈，与TVB那些“我下碗面给你吃好不好”的前辈一起，默默地做着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接榫得如此巧妙，以至于我们都觉得，多纳泰罗也许本来就该叫爱因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