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吴念真打电话给我，要我去上他的电视节目《台湾念真情》，聊聊我的童年。

　　我说我的童年很乏味，生在台北，长在台北，考上台北第一女子中学，考上好大学，每天规规矩矩地上学，背着大书包，一直全勤，连病假也没请过。

　　后来人生转了一个大弯，突然去学电影专业了。到了电影界才知道自己是“稀有动物”。那时没有“正经人”做电影，电影圈里都是些联考“吊车尾”考进文化大学等学校混文凭的人。

　　说真的，我做电影后挺懊悔当年没去做坏学生，和他们一样去积累丰富的生活经验。

　　你看那个侯孝贤，小时候成天打架、玩弹球，联考考了两回，才勉强考上没人瞧得上的影剧系。后来，这些经验帮他拍出了杰作《童年故事》。

　　那个王小棣，小学念了六七年才勉强毕业。她六七岁时就会离家出走，自己搭火车，旁边坐着一位看报的大叔，前面来了一位列车查票员，这个小不点会动脑筋，紧紧拉了拉大叔的衣角，说：“等一会儿他来查票，你可不可以说我是你的小孩？”

　　大叔点了点头，继续看报。

　　查票员来了，查了大叔的票，顺口问：“这是你的小孩吗？”

　　大叔摇了摇头。

　　王小棣被警察送回家，被她那著名的大将军爸爸赏了一记耳光。

　　她后来念了文化大学戏剧系。

　　所以我对吴念真说：“如果我去你的节目，只能‘吐槽好学生。”

　　他高兴地说：“你就谈这个。”

　　我那期之后，吴念真请了王小棣。开场就说：“焦雄屏出卖你，说因为你小时候是坏学生，所以后来才能当导演。”

　　王小棣说：“我哪里坏了？你看看王童，他才坏，小时候写毛笔字，老师给他批的都是‘戌下。”（甲乙丙丁，都排到戌了，可见老师多憎恶他。）

　　台湾早期的新电影其实就是用这些人的童年堆砌起来的，《光阴的故事》《冬冬的假期》《风柜来的人》《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红杮子》《油麻菜籽》。至于吴念真自己，那个老待在大榕树下听老伯伯讲故事的小孩，也拍出《恋恋风尘》《多桑》，甚至还有《戏梦人生》。它们汇成了一部台湾近代文化史，展示庶民生活的种种，仿佛纪录片一般。

　　可是人生还是挺公平的，你小时候没读过的书、没写过的字，将来都得补上。王童现在书法一流，侯孝贤为了拍《悲情城市》，天天窝在茶屋中读台湾史……至于王小棣，为了拍大型历史古装剧，猛读《资治通鉴》和一筐一筐的史书。

　　“报应。”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