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宝

　　

　　记得上小学时，我的个头很高，一直坐在后排。而那时坐后排的无非两类人：一是个头长得快的，二是已经被老师放弃教育的差生。

　　在那些差生里，有一个女孩最令我难忘。她是个特别好看的女孩，有着浓且弯的眉毛，宝石珠子似的眼睛。最特别的是她微微上翘的眼角，一笑，仿佛一只狡黠的小狐狸。

　　这么好看的一个女孩，在拉帮结派成风的环境里，本该是最容易生存的。可她的每一天都过得那么艰难。

　　那时我们是前后桌。每天早上我到学校，都会发现前桌一片狼藉，抽屉里的东西被人翻了出来，桌面洒着墨水。发作业本时，要是老师不在，男孩们就会把她的本子当飞碟甩向吊扇。春游组队时，没有一个女生团队愿意拉她入伙。她一个人背着小锅子，走在大队伍的最后面。

　　我没有欺负过她，却也没有帮过她。这是很多年以后，仍留在我心上的一个伤疤。什么？你们问为什么不告诉老师？老师是一个年近五十岁的妇人，严厉而冰冷，最讨厌成绩差的孩子。你若成绩差，得到的往往不是公平，而很可能是一顿臭骂。

　　野炊时她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一个小山包上，我把妈妈蒸熟的玉米分了一个给她。她抬头看我，眼睛亮亮的，像是要把我的模样印到心里去。这么多年了，我还是没忘记。

　　这之后也算是相识了，我对她的帮助是秘密的，甚至带着一点惶恐。譬如主动去发作业本，在发到她的本子时，轻轻地把它放到她的桌上。即使这样的小事，也生怕被人发现。

　　我不愿站到大家的对立面，我是个怯懦的胆小鬼。

　　那一年冬天，在放寒假的前一天，她忽然偷偷地往后丢了一个小纸团。我把纸团摊开，上面是一行小小的字。她约我放学后去她家玩。

　　关于她的传闻一直是神神秘秘的，他们说她是单亲家庭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父亲，又说她的母亲是发廊里不正经的女人。开家长会时，那女人穿得妖妖艳艳的，一走进教室，老师的脸都绿了。

　　她见我没动静，小心地转过头瞥了我一眼，又飞快地低下头。“如果不方便就算了，没关系的。”她小声说。

　　“不，我去。”

　　我到了她的家，是一栋两层小楼。冬天下了雪，她让她妈妈去买热乎乎的烧饼，又冲我一挤眼：“我经常看见你在放学路上买烧饼吃。”

　　我们在客厅里一起看租来的录像带。她把床底攒了很久的花仙子贴纸一口气全拿了出来，傻乎乎的，又让人有一种别样的滋味涌上心头。

　　那天我走时天已经黑了。她站在巷口的路灯下，哈着气，双手捂住冻得红红的脸，冲我招手：“下回还要来呀！”

　　过年后不久就开了学，我们仍是前后桌。有一天，她从办公室回来，忽然就趴在了桌上，肩膀一耸一耸的。

　　班里有人丢了笔记本，把状告到了老师那儿，说是她偷的。她就是不承认，在公共办公室里被狠狠训斥了一顿，全年级都知道了。

　　偷或者没偷，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挑战了绝对权威，就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初春的午后，老师站在讲台上大声宣布她的罪行的模样。这个年近五旬的老教师说，对于小偷，不能不给出教训，并希望大家“帮助”她一起记住这个教训。

　　哭肿了眼的她走进教室，怀里抱着一沓厚厚的新本子。

　　本子各有不同，有的是周记本，有的是英语本。她走到每个人的桌前，对每一个人都说了对不起，腰弓得深深的，似乎再也抬不起来。

　　每将一本本子递到对方手中，她就低头说一句：“某某某，对不起，我偷了你的周记本。”她的头自始至终没有抬起过，直到走到我面前。

　　这时她手里的本子发得只剩下三四本，我不愿要，可她却在这时张了张嘴：“对不起，我偷了你的英语本。”

　　我的脸顿时烧得滚烫，连耳朵也红透了。这是哪来的英语本？不不不，她压根儿没偷任何一个人的东西！

　　可是我这个胆小鬼啊，也只敢在众目睽睽之下，慢慢地伸出手。递出本子时，她长长的睫毛下挂了一颗很大很大的泪珠。她吸了吸鼻子，竭力没让眼泪流下来。

　　此后我们再也没说过一句话，半学期后，女孩转学了。

　　很多年后，我格外钟爱一位意大利导演，叫朱塞佩·托纳多雷。在他感动世界的“时空三部曲”中，我特别钟爱那个叫《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的故事。

　　那是一部沉默而掷地有声的电影。美丽的女人来到小镇上，她什么也没做，却成为小镇居民眼中最大的威胁。嫉妒将人们的善良泯灭，而岁月和磨难也把她摧毁成了平凡的妇人。

　　小学同学的聚会上，我问老同学，是否还记得那个女孩。男生们挤挤眼：“就是那个长了一双狐狸眼的女孩嘛。”欺负过她的女生却显得格外宽容：“唉，后来她怎么就一声不吭地转走了。”没有人会承认自己犯过的错误，也没有人愿意去回忆那时的残忍。

　　可是，可是啊，我们都欠她一句对不起。

　　在你的生命中，是否也曾欠下这样的对不起？因为错的是大多数人，因为怯懦和服从，因为你不说，我不说，他也不说，也就渐渐成为岁月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