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当时台湾仍很穷。一天课堂上老师谈到电器，便要同学说说家里的电器。我第一个被点名，想了很久才回答：“电锅、电扇、电灯泡。”“电灯泡”才出口，老师和同学们就笑开了，因为别人家里的电器是电视、电冰箱、电唱机，甚至还有电热毯——毯子有电，不会电死人吗？
从此别人的嘲笑就跟了我半辈子，包括的范围很广，像我初中进了台北最好的大同中学，上学途中遇到小学三年级的“电器”老师，他见到我的制服竟目瞪口呆，问：“张国立，你也进了大同中学啊？”
我很得意地点点头，但事后得知他问了其他同学，才知道我念的是大同中学夜间部，同学转述“电器”老师的话：“我就知道。”
我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夹缝中的人。例如初中时我念的是大同中学夜间部，听到的人都会发出“噢——”的长声。夜间部是夹缝中的学校。后来高中考台北市立学校的联招，考进最后一个志愿——复兴中学。按照认知标准，念市立学校表示功课不错，可是最后一个志愿，就“噢——”啦。
高中时学校挑选篮球校队的成员，我也跟着一帮人起哄去报考，只见全场几百只眼睛盯着我带球上篮，我也自认为是很美妙的姿势，但球没进，人也摔了个狗吃屎，然后听到教练用不耐烦的声音喊：“下一个。”
等到考大学，名落孙山，我这个呆子还以为只差三分，虽败犹荣，但一个和我交情不是很好的同学私下这么对其他人说：“我就知道，张国立会考上——才怪。”
第二年卷土重来，那时也是联合招生，按照分数和志愿分发学校，老天总算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考上了辅仁大学，但解释起来又颇费功夫，因为是日文系。
那时的辅仁大学外语学院以德文、英文、法文出名，于是大家先听到我念辅仁大学，都点头称是；再听到日文系，当然又“噢——”了。
夹缝中的人，意思是明明不属于某个阶层，偏要攀上这个阶层，就怎么做也不对了。如果我初中念的是烂学校，会被固定的价值观列入某个阶层，也就算了，奈何我念的是好学校的夜间部，夹在中间，够尴尬。然后夹缝中的人令人不知所措，先让所有的人有期望，马上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就禁不住把失望与嘲笑挂在脸上了。
嘲笑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别人对我设定的标准，第二层是自己设定的标准。像念书时不少人认为我的英文很烂，偏偏我的英文还真烂，这就导致我在英语课上常常闹笑话。后来我努力学习英文，慢慢以为自己的英文不错了，没想到一出口，还是一样烂，失落更大，也更对任何人的嘴角微笑疑神疑鬼为超级火爆嘲笑，自卑感越发严重。
大学时，我们班上的男生都不敢追自己系上的女生，大家都相信日文系的女生想找医学院或法学院的男生当男朋友。甚至我鼓起勇气去和织品服装系的女生搭讪，都能引发女生宿舍广泛的讨论：“那个日文系的张国立，脑袋坏掉了吗？”而我曾和英文系的某个女生说过话，竟然就有学长问她：“你怎么会认识张国立？”
最惨的莫过于参加话剧社，因发音不标准而被刷掉，毕业两年后，当年话剧社的成员仍玩票演戏，选中我写的一个剧本，我兴奋地赶去看他们彩排，听到一个学长说：“不知道张国立从哪里抄来的。”
一旦被认定，就很难翻身，尤其是夹缝里的人。后来我当了记者，最初在台南的《中华日报》，采访一位明星，刚和我握手时很热情，见到我的名片，立即扭头和我旁边的电视台记者有说有笑了。嗯，我是晾在竹竿上的衣服，风吹来又吹走，人们从未理会我摆出的是什么姿势。
在夹缝里待久了，能悟出若干的道理，最大的道理莫过于自嘲，降低别人对我的期待，如此他们的失落感比较小，也就不会忍不住嘲笑我啦。例如：
我叫张国立，没错，跟北京的导演张国立同名同姓，而且我的老婆叫赵薇。
这样够夹缝，够自嘲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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