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深

　　

　　十几年前我读小学时，一次班里的李胖子揍了我一顿。我打不过他，就搞了几根粉笔，在墙上写道：李胖子，大傻瓜。

　　李胖子看到后就把那几个字抹掉了，他回到教室，愤怒地环视，我低下头去没看他。我第一次知道，文人是多么懦弱。

　　但文人也有硬骨头。鲁迅先生就是一个文人，课文上说，他在桌子上刻了个“早”，后来就不迟到了。我得到启发，放弃粉笔，从家里偷了一把螺丝刀，又到了墙边，用力刻下：李胖子，大傻瓜，永永远远的大傻瓜。

　　刻下来的字不容易抹除，李胖子就没办法了。自此，螺丝刀成了我的随身兵器。有一天我妈从书包里发现了已经被磨得很尖的螺丝刀，表示不解。我告诉她：“别动！我要用它写诗。”

　　有铁路在小镇上穿过，我家后墙到铁轨只有几步之遥，我一步一步量过，就像C罗踢任意球之前量步数。火车隆隆而过，我常常感到地球是颤抖的。养成习惯后，就产生了误会——我后来去了成都上大学，有一次午睡，床突然摇晃，我的室友在看电影，光着屁股就跑了。我只是翻了个身，感觉回到了童年而已。

　　作为一个讲究的诗人，我很早就注重生活质量，从上厕所开始。火车上的厕所比乡间的蹲坑要干净，某个暑假我发现了这个秘密，于是我每天都忍住便便，听见火车靠站的汽笛声，就冲出院子，爬进火车。火车卸了它的货，我也卸了我的“货”。我们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那时候绿皮火车上人还不多，我反锁了厕所门，打开窗子，看着远山与炊烟，脱下裤子。我瞄准蹲坑，先用一泡童子尿把它冲干净。

　　洗尽铅华后我蹲下来，蝉鸣和阳光环绕厕所，世界就是这几平方米，像动物园里吃草的骆驼一样安详。我蹲在这儿，就像坐在了驼峰上。

　　我被自己的话感动了，必须记录下来。我从兜里掏出了螺丝刀，伸出手，把这个比喻刻在了厕所的墙上。火车墙壁是冷冰冰的铁。那时候我读过的第一本名著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用尽力气，假装自己是保尔·柯察金，我在墙上刻道：“我蹲在这儿，就像蹲在了驼峰上。”

　　读了两遍，我觉得还不够，又加了一句：“晒了晒太阳，立地成王。”

　　我对韵脚感到很满意，擦干净屁股，打开门，溜下火车。在我身后，汽笛声响起，火车慢慢地开了起来，载着我写的诗，穿山过水，一路颠簸，往南方而去。我爸爸说：“南方人都太精了，骗子多，要和他们保持距离，你可千万不能去南方混啊！”

　　我不说话，看着白云下面飞驰的列车，心想：那些骗子能看懂我写的诗吗？

　　那个夏天的电视机上播着1998年世界杯，决赛里齐达内像锤子一样用头砸进两个球，罗纳尔多却一脸惆怅——报纸上说，他赛前口吐白沫。

　　我蹲在火车上，写下了我的困惑：

　　罗纳尔多，亲爱的，告诉我，昨夜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是我的第一篇球评。火车载着它去了南方，我想：南方人，他们能看懂我饱含深情的发问吗？

　　夏夜的蛙鸣销声匿迹，就像受潮的电视机失去了色彩。一整个夏天，我每天都去火车的厕所里写作，有时候抒发一下不想写暑假作业的苦闷，有时候谈一谈邻居家的二大爷为什么突然就瘸了，有时候我也画一幅抽象派的画。更多的时候，我就是写几句日记，注明日期和天气，后来也加了落款：天河镇，王二。

　　一天又一天，一个又一个厕所，到了9月1日开学前，我再也找不到没被刻过字的厕所了。

　　开学后我面临升初中的压力，每天课业繁忙，周末还参加了辅导班，连上火车的时间都没有了。

　　寒假终于来了。又一辆火车松弛下来，我早已守候多时，头上落满雪花，车一靠站，我攥着螺丝刀，一跃而上，躲避了列车员，偷偷地钻进了厕所。

　　后面就是童话了，你不信就算了——是的，厕所里涂鸦满壁，照了阳光显得更加斑驳——在我的日记下面，写满了笔迹各异、色彩不同的评论。笔迹稚嫩的人说：“写得真好玩，能认识一下吗？”笔迹老成些的人说我写的没什么养分，应该继续多读书。还有人在旁边列了一个书目，有历史学的，有哲学的，还有文学的。

　　在惊讶中，我换了一个厕所，也是一样的情况——在关于罗纳尔多的球评下面，有人跟我讲齐达内也是好样的；在关于我暗恋班花的日记下面，有人说：“先搞好学习，来日方长。”

　　火车开动了，我也忘了下车，我把所有的厕所都浏览了一遍。我感到获益匪浅，果然是高手在民间，但是大家三言两语，写得歪歪扭扭，字体不一，看上去很不美观。为了感谢这些无私的群众，我从第一个厕所开始，小心地用螺丝刀抄下他们的发言，顺带以我小学五年级的文化程度修改了一些错别字和病句，去掉离题的脏话，还在空白处画了方框，留着让后来人补充发言。

　　复刻是漫长的工程，但我沉浸其中不知疲倦，换了一个又一个厕所，整个火车的厕所墙壁被我修整一遍，整洁而美观。

　　这个时候火车已经到南方了，换了一拨儿乘客后，列车开回了北方。深夜我才到了家，我告诉爸爸，我只是去火车上了个厕所。为此我挨了一顿揍，大便时蹲下去屁股都疼。

　　整个寒假，我每天都守在铁轨边，进入路过的每一辆火车的厕所，把墙上的涂鸦编辑一遍，也顺便和各路留言进行互动，还留了几次家里的电话号码。有一个女大学生打电话到我家，说她在北京，能不能见一面，我说：“那你帮我买一个赛文·奥特曼，行吗？”她就不理我了。

　　从那以后，我开始常常逃课。我守在铁路旁边，手上拿着螺丝刀，每天定时去厕所里编辑一下。接下来我读了初中，在地理课上，我指着全国铁路地图，对我的同桌说：“告诉你一个秘密，我是这些火车上的总编。”

　　我同桌说了一句“呵呵”，就再也没理我。鉴于同桌长得漂亮，我选择了原谅她。趁地理老师不注意，我溜出了教室，几步小跑，回到了铁路旁边。

　　我静静地蹲在那儿，等着火车从四面八方开过来。它们都是我的记者，载满了一车又一车的故事。

　　它们也在铁轨上静静地等着我。只要汽笛声一响，火车在白云下开起来，我就是它们的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