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小波

　　我是一个让老妈绝望到抓狂的孩子。上幼儿园中班时，还不会擤鼻涕。每次我妈大喝一声：“擤！”我就吸一下，而且是使尽吃奶的力气往里吸。这么一个简单的呼吸吐纳，我就是学不会。

　　妈妈给了5块钱，让我出门买一斤盐。我听成买冰棒，欢喜之中狂奔上街。小贩顿觉喜从天降，把阔口保温瓶中的存货一下子清空。我用报纸包着一堆冰棒，一颠一颠进门时，身上衣服都黏湿成一片——冰棒几乎全化了。

　　不记得那时多大了，只记得老妈揍了我一身汗，然后又把我扔进木盆里洗澡。想想，还生气，在木盆里又揍了我一顿。5块钱，在那个年代，是一笔很大的钱。

　　碰到这样不吃打又没记性的孩子，老妈很快就成了记录我劣迹的“历史学家”。

　　我从来认为，大人与孩子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两者之间有两套迥然不同的表达系统，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都要讲尊严。而且，孩子的自尊可能比大人更敏感。

　　不知道为什么，我老爸老妈那一代人，几乎都是打击孩子自尊心的高手。我老妈似乎更有创意，算是打冷枪的神射手。

　　一个冬天，快上一年级的我，跟一帮小朋友在大院里玩得正疯。我老妈洗着床单，忽然勃然大怒：“还玩！看看，你又尿床！大冬天的，洗床单容易吗？！”

　　全体小朋友都愣住了，那一刻的安静无比漫长。洗好的雪白床单，很快晾在院子里。其实，私下里，小朋友们都知道对方尿床的事迹。问题是有一面标志着我尿床的巨大白旗，在院子里飘着呢。

　　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在小朋友中，我就像被批判的坏分子，颜面扫地。

　　那个年代护犊子的家长不多。小朋友要是打了架，大人都是各自把孩子揪回家，暴打一顿。然后，再把孩子拽到家门口，向对方家长亮出孩子的青紫伤痕，以示尽了教育之责。记得这种时候，相邻的两家都会传出孩子的鬼哭狼嚎，杂以“跪下跪下”的呵斥声。不知道其他伙伴跪下没有，反正我每次只肯跪一条腿。我认为，跪一条腿不算跪。现在想来，那也算维持一点儿畸形的尊严吧。

　　大概是小学二年级时，我偷了妈妈包里的钱，用途基本上是买小人书。东窗事发后，我被勒令一星期不许上学。妈妈说：“一个小偷，上学有什么用！”

　　一星期后，她想出了一个妙招，兼具惩罚与防范的双重功用：我所有衣服的口袋，一律用针线严严实实地缝上。一个小偷怎么能有口袋呢？也就是说，我从此不配使用口袋。这个无口袋阶段，足有一年。

　　我老妈是一个很固执的人，也是个严格执行计划的人。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一切礼尚往来，都被她纳入不可更改的家庭计划中。

　　一天，她让我给街坊老刘叔叔送几个肉包子去。我又一次犯了极端粗心的错误，把包子错送到了隔壁的尔辉叔叔家。路上，我还在想，是啊，上回尔辉叔叔送了我们家一个大南瓜，所以妈妈这次就还他肉包子了。

　　近40年后，小学同学的名字我一个也想不起来，却能清楚地记得邓尔辉这名字。原因就是，我陷入了一场可怕的“外交危机”。

　　本来，几个肉包子送错了就错了吧。可是我妈偏不，她让我去把包子再讨回来！因为尔辉叔叔的南瓜已经用水饺还过礼啦，老刘叔叔的人情还欠着，拿什么来还？老妈声色俱厉：“自己犯的错，必须自己弥补！”

　　天哪！这怎么可能？

　　我至今认为，这是自己一辈子遇上的最大难题。两家的关系不能搞坏，东西又必须索回。成年后，一看到陷入危机的国际关系，我就想起小时候碰到的“外交窘境”，由此总结了一个道理：在弱国与强国之间，尊严永远是拿来换取实惠的。

　　可是，小孩子家对自己的面子总有一种本能的保护意识。我在门口磨蹭了一会儿，但很快就想到，时间紧迫，万一肉包子被吃掉，我就完蛋啦！

　　我硬着头皮进了尔辉叔叔家，万幸的是，肉包子还放在屋梁上挂着的篮子里。尔辉叔叔本想等全家人都到齐了，再来享用肉包子的。

　　包子最后是拿回来了。到现在我基本忘了这场交涉的细节，只记得自己像一条小狗似的，在屋梁下转来转去，直到尔辉叔叔自己开口问我。所以，上初中时，第一次学会“斡旋”这个词，我就立刻想到，不管怎么斡旋，其中一方肯定像一条转来转去的狗。

　　每一个妈妈都爱自己的孩子，但是，每一个妈妈又经常不自觉地折磨自己的孩子。更糟的是，她会以为，那种折磨就是一种深沉而准确的爱。

　　现在我妈已经是慈眉善目的老太太了，她不许我对她孙女动一下手指头，大声说话也不行。可是，她仍然认为，如果不是她的严格要求，我现在就是一个小偷、骗子。

　　其实，我也在想，一个自尊心被戳得千疮百孔的孩子，后来为什么没有变成懦弱内向的小偷？为什么没有成为厚颜无耻的骗子或者名震一方的江洋大盗？如果哪个儿童心理专家愿意研究一下我这个标本，也许还能获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