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早，1973年生，知名文化学者，先后毕业于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著有《野史记》《民国了》等，译著有《合肥四姊妹》。
跟很多人一样，我的童年有一多半在爷爷奶奶身边度过，而且是断断续续的。被送回爷爷奶奶身边的理由五花八门，有时候是因为父母工作忙照看不好，我面黄肌瘦；有时候是因为我爸要去广州读研究生，我妈带着我压力比较大；有时候是因为爸妈工作的四川乐山地区有地震……总之，我的小学履历里写满了转学的经历。
转学并不好玩，刚刚熟悉的老师和同学又要换一批，学校要换，口音要换，有时连教材也要换——正是五年制六年制转换的当口，成都已经试点六年制，县里却还是五年制。
1987年我14岁，眼瞅着要上初三了。这时我爸已经研究生毕业分配回成都，我妈也调动了回去，只有我还窝在爷爷奶奶身边。可是，户口随母，我的户口与学籍都在成都，我得回那里去考高中。
初中前两年，我上的是富顺二中。这是一所省重点中学，历史悠久，人才辈出。如果非要我说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校友，好吧，郭敬明。不过我更愿意说，以“厚黑学”名世的李宗吾先生，是二中的老校长。
尽管富顺二中在川南声名赫赫，但其中的一名学生转学到成都，却半点入不了稍好一点的中学的法眼。太差的学校，父母也不愿意让我去。到处托人，通过一些拐弯抹角的关系，我被送进了黄瓦街中学。介绍人说，这所中学虽然不大，倒是以严格出名。
黄瓦街中学真是“不大”——首先，它只有初中；其次，校本部只是三进的小院，全是平房，所有的教室加起来，只够初三6个班上课，初一初二只好到附近的少年宫借教室。我在这里念了一年书，几乎没见过初一初二的学弟学妹——这说明几乎也没什么全校性的活动。
操场是有的，虽然很小，但有两个篮球架，一根旗杆。这操场小到没法划出标准50米的跑道，横竖都不够。体育课跑步是走出校门，绕着学校跑一圈。测验的时候，将校门前的那条小街两头放些障碍物堵住，就在马路上跑50米。
我在这里度过了初三的生涯。27年后回头看，之前我在富顺二中就读，高中转去广东佛山，在佛山最好的一中上学。黄瓦街中学在我的求学之路上，是少有的不带“重点”二字的学校，我甚至猜测，在中国数以万计的城市中学群里，它的规模怕也只排在倒数的前列。
但我在这里获得了一年的美好回忆。即使有升学的巨大压力，碰到了两三次校外流氓的勒索，也没有冲淡记忆的光晕。真是一件奇异的事。
这样一个小学校，学生多是附近街道的居民。似乎我是住得较远的一个，而且还不会骑自行车。理所当然，中午就留在学校吃饭。
这里居然也有一个食堂，应该说有一个厨房，因为那里并无就餐的桌椅，买了饭须回教室吃。我又发现了一种神奇的状况：整个初三，似乎常常只有我一个人在学校搭伙。
于是，我必须在早读后去一趟食堂（离我的教室只有一二十米），告诉厨师，我今天中午要搭伙。到了12点放学，我就拿着饭盒再去。厨师一般只炒一个菜，回锅肉、蒜苔肉丝或是青椒肉丝，我一半他一半；再蒸一钵饭，1斤左右，你要打3两4两随便。
我端着饭菜回教室，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摊开一本书，慢慢地边看边吃。有很长一段时间，佐饭的书是汪曾祺的《晚饭花集》。因为我的祖父是高邮人，且是汪曾祺的表弟，我对这本写高邮民国生活的书颇有亲近感。吃着成都的饭，看着高邮的往事，陈小手、高北溟、王淡人、陈泥鳅。中午的学校安静极了，偶尔有住校的杂工炒菜的“刺啦”声。书中的这些人事辽远而沉静，看到《鉴赏家》里季陶民在画上题“风拂紫藤花乱”，学校院子里，教室通往办公室与食堂有一道花架，也有紫藤似的花。新学年开学未久，初秋的风还很温柔。
饭后去洗碗，回来接着读书。《晚饭花集》终于读“熟”了，就换一本。过了一个学期，进入考前冲刺阶段，还从家里带了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上个世纪80年代版的《儒林外史》。有时中午如厕，也带着书。那本书实在太厚，终于有一次在挡板上没搁牢，掉进了厕坑里。Ade，我的杜少卿和匡超人！
新到一个学校，我用书本与沉默构筑了一堵墙。下午上课前有同学陆续进来，也不轻易与我说话，大家待在座位上各做各的事。不过大城市的孩子还是比我要活泼得多。渐渐有人跟我打招呼，也说上两句闲话。有一次，一位女同学看我在读一本《围棋天地》，很好奇地凑过来：
“这是围棋哇？咋个下喃？”
我就简单地说了两句，最基本的，一颗子有4口气，如果4口气都被堵死，该棋子就要被提掉。
隔天中午，我正低头看书。突然听见“哗啦哗啦”的脚步声进了教室，而且“哗啦哗啦”地放大，向我靠近。一抬头，愕然，前面的椅子上，左边和右边各站了一位女同学。
“哈哈，你没气啦！被提掉啦！”
果然，后面的左右边还站了两位。我只好认输，跑到一边，表示被提掉。经过这一番闹，同学之间的距离感少了许多。
慢慢熟悉了新的生活，戒心也少了。我尝试着饭后走出校门，往右走，50米（正好是短跑测验的长度），就到了黄瓦街口，打横是一条长街——东城根下街。
我立刻发现，不少同学中午并没有回家，他们只是不在学校搭伙。
街口有一家卖叶儿粑的，号称“三不粘”（不粘锅，不粘筷，不粘牙）。往左走（南方人分不清东南西北），街对面各有一家卖面食的，女老板坐在店门口包抄手，筷子头在馅碗里略一蘸，在淡黄色的抄手皮上一抹，手一转，一只抄手便丢进撒了白面粉的筛箩里。左边的那家一碗会多给一两只，右边那家是一对姐妹开的，自制的熟油海椒，滋味似乎的确好一些，一碗下肚，让人浑身燥热，雨天特别受欢迎。
再往前走，有一家卖刀削面的。下面的伙计并不炫耀地将面团顶在头上，只是随意地擎在手中，一大块铁片嗖嗖飞舞，大小未必均匀的面片飞进店门口的大铁锅中。捞出来，加上油乎乎的肉糜，几根青菜。中午总有好几个学生站在门口轮候。观察半年后，我觉得这伙计捞面的时候，给女生要比给男生的多，女生的3两相当于男生的4两。
吃的没有了，往前走只有台球铺。反过来往右走，仍然有刀削面、抄手，但味道没有左边的好。
再往前是一个集市，绿油油的碗豆尖，白生生的萝卜，青郁郁的甘蔗，灰朴朴的地瓜。一两个摊点卖衣服，完全不放在我的眼里。
走到集市中间，一个锅盔摊！玻璃柜子擦得锃亮，里面摆放着白面锅盔、肉锅盔、酥油锅盔，不要那些，我要正在烘的红糖锅盔，一吃一口糖，滴滴答答往下流，举起来，热热地捏在手心里。要是没有红糖的，就来两个混糖的，没那么绵软，可以揪着吃，舌尖有隐隐约约的甜。
走完了这个集市，能看到一个颇大的茶馆，幺师来来去去地冲水，茶客们仰面向天，或趴在桌子上打瞌睡。也有向茶馆租了一副围棋在下赌棋的，一点都不斯文，棋不是下的，也不是日本式的“打”，而是“砰”的一声丢在木棋盘上，再用一根手指去戳正位置。不少棋子已裂成两半，那又有啥子？难道半颗棋不算？下到收官，棋盒见底了，棋子不够数！
“喂，说好，这块棋死了哈，我收来用。”
“啥子哟！老子还要留来打劫的。”
“打个铲铲！……数嘛，两个劫材，等会儿让你两步就是！老子劫材多得很！”
“对嘛！哪个怕哪个？”
骂骂咧咧声中一盘终了。输家丢一张皱巴巴的大团结（10元人民币）在棋盘上。
哎呀！看得太久了，都要上课了得嘛！赶快跑！
学校果然严格。初三了，要升学了，别的法宝没有，拿时间夯，每天加课加考，到晚上8点才放学。
每天5角钱，5点钟加一次餐。从外面订的圆面包，食堂的厨师捧一个大笤箕，上面盖着白布，掀开，半温的一人一个。
最后一个钟头总是各种考试，不交卷不准走。数学我一般会卡在最后一道大题上，虽然觍着脸，也只好去拉前面女同学的大辫子。一拉，她的背靠过来，我轻声说，最后一道。她趴回去了，一会儿，一个纸团轻轻巧巧地掉在我的课桌上。
其实纸团里的答案未必正确。管它的，只要能写满试卷，便走得心安理得。每天都要考，明日等老师讲评。
化学最麻烦。化学老师瞪着铜铃般的双眼，一遍遍地在桌子间巡视。
最累但最不心惊胆战的是语文。语文老师坐在讲台后面看报纸，她不喜欢把考试当成老师的法宝，不过也违拗不得校方的规定。初三的模拟试卷，知识点遍布初一到初三的6册语文课本。6册全的课本，全班只有一套，目下放在我的桌肚里，我一道题一道题地翻，十几张卷子，做完一张，就有人取走一张，全班50来人都在抄我的卷子。
8点放学，晚上的街道黑灯瞎火，不够安全。学校于是规定家住同一方向的3个同学一道走。我跟另外两位女同学分成一个回家小组。
她们俩手拉手在前面走。我不好意思跟她们并排走，拉开几米跟在后面。暗夜里只听见“唰唰”的脚步声和偶尔的笑声，有时其中一位女生会轻轻地哼一首歌，《雪绒花》或是《大约在冬季》。
有时老师开恩，不考试（比如周末），放学的时候正是薄暮，但还是习惯地3人一道走。前方有影影绰绰的两个背影，低低的语声，不知道在说啥。想走近点，又抹不开面皮。直到岔路口，她们先到家，两人转过来，招一招手作别，连脸都看不清了。
4年过去，我从广州返回成都，见到其中一位女同学，她很高兴地说起从前的某事某事。
“这个，我不知道呀！”
“怎么会不知道，就是初二上学期我们去崇庆……”
“我是初三才转过来的呀。”
“哦？我怎么觉得咱们一起读了3年……”
那时我才知道，这小小的黄瓦街，有清一代，是成都八旗驻防区域的中心。清制宗室准用明黄色。成都的贝子与觉罗们将一条街的房瓦全刷成明黄色，故称“黄瓦街”。
从东城根下街的集市再往前走一条街，就到了著名的宽窄巷子。那是成都从前最美丽的所在，住的都是达官显贵。连绵的小院，街两边都是粉墙，墙内绿树掩映，竹影婆娑。户门的匾额，落款不是于右任，就是张大千。
这样的好地方，整整一年我竟从未去过，只是吃了上百个锅盔，看了几十盘棋。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