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肖慧

　　书签

　　看书看到精彩的地方，我就忍不住想做记号，以便日后重温——至于日后是否真的会回头重温，那是另外一回事——但如果那是一本我喜欢的书，便舍不得折角，更不用说在书上乱涂、乱写、乱批了。于是手边能找到的任何扁东西都成了我的书签。诸如医生的名片、自己的名片、朋友的贺卡、多余的签证照片、报纸的一角、夹在《纽约客》刊物当中的征订广告、被撕成条状的香水广告、电话账单、买菜的发票，甚至拔一根又长又亮的头发……要是刚巧坐在咖啡馆或小食铺，黄不溜秋的再生纸巾便是再好不过的书签，又可胡乱涂写，就像故事里的大家抓住灵感时的那副模样；要是坐在街边长凳上，身旁刚巧有一棵树、一丛灌木（而不是一位老人），树叶也可将就为书签，好像夹进一个罗曼蒂克故事的开头，但这个“故事的开头”往往会把我喜欢的书页压出一枚树叶印子，让我懊悔多日。

　　最最不留痕迹的书签是每天夜晚掀开被单，把自己夹进去，这是睡梦的一枚书签。

　　只是你知道这枚书签夹过的那一页，你是不可能再翻回去重温的。

　　书挡

　　读书时，住在格林威治村，房间小得像一块豆腐干，放不下书柜，书就紧贴墙站着。街上大卡车驶过，或地铁轰隆隆经过时，它们就摇摆不止。一日在学校附近的旧书店里发现一对书挡，是石膏捏的俩小人儿：背靠背，席地而坐；一个仰头，一个俯首；一个似乎在望天上的云、鸟、飞机（还是超人？），一个好像睡不醒在打盹儿；一静一动，一抑一扬，有呼有应，别有意趣。我买了回家，让望鸟的那个顶在书列之首把持，打盹儿的那个押在队伍之尾督阵，厮守我那几十本书。这下，卡车也罢，地铁也罢，哪怕洪水猛兽来了，我的书也岿然不动。

　　“不许捣蛋，不然我把你们一齐扔到街上去！”我对他们说。

　　每天一早我醒来，就见地下一夜坐到天明的两个小童。望鸟的马上打个哈欠，似乎叫道：“嘿，有什么新鲜事儿？”打盹儿的便不耐烦：“哎——呀——人家梦还没做完——”半夜回家，一开门，又听见望鸟的在静黑的屋子里叫喊：“哎呀，有什么新鲜事儿？”打盹儿的还是不耐烦：“走开！人家要睡觉。”

　　紧张得没时间偷乐的日子里，这对小童儿跑进我的陋室，在我的头脑里发出许多小声响，吵吵嚷嚷，叽叽喳喳，一刻不停。一个人的公寓，即便隔墙有斗嘴的，好歹也是一种热闹。我想象我不在家的时候，他们会两面派地为谁靠在《愤怒的葡萄》《草叶集》旁边争吵不休，为谁坐在一角缓缓西移的滚烫阳光里你推我搡；像所有的男孩那样，他们还挥拳头打架，把我的书当盾牌，把我的笔当长矛，将我的陋室闹腾得尘土飞扬、鸡飞狗跳，像电影里的古战场；我想象他们勾手言和之后，又勾肩搭背地坐在同一堵墙下，靠在同一本书上，像两个玩累的孩童，轮番喝着我的一罐易拉罐可乐，把两张汗津津的脸对着同一阵南来的凉风。望鸟的喊道：“喂，有什么新鲜事儿？”打盹儿的睁开眼睛说道：“这些劳什子书，到了明年夏天，统统要进垃圾箱。到时咱就失业啦，怎么办？”望鸟的说：“你这脑袋怎么不开窍啊？飞啊，像鸟儿那样。”打盹儿的说道：“坐着也能飞？睡着也能飞？”

　　到了夏天，我毕业了，不久就搬出了格林威治村。帮我搬家的是一个从中国城打电话请来的短工，腰间箍着一尺来宽的厚牛皮护腰，像是来扔铁饼或举杠铃的。他一抬手就把望鸟小童的头“当啷”一声敲了下来，滴溜溜滚到墙脚。

　　这打打闹闹一对儿的书挡，像兄弟，像情人。留下一个，就冷清了。

　　我把十几本这辈子再也不会去翻的教科书搬到了楼下，堆在街边。打盹儿的那个书挡也一起下了楼，留在了那一堆书旁。地铁经过，轰隆隆的巨响像一股黑烟一路翻滚过去，小街也跟着发抖。我将书挡靠着那堆书坐稳了，让他替我的书守望最后一夜。第二天，不知是学生还是清道车将他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