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能静

　　

　　我是一个台湾人，也是一个从小就有身份认同焦虑的孩子。我父亲是台湾人口中的外省人。

　　他在很小的时候跳上了火车，没有和父母道别，从此成为一个没有父母的孩子。

　　在我父亲过世之前，他没有回过他的老家山东。我父亲一直希望能够回到那个生养自己的地方，见到自己的父母。

　　我母亲是台湾基隆人，一直到23岁，她才知道自己是有父母的人。我外公在“二·二八事件”中了6枪，被丢到河里，几天以后尸体才被发现。他是基隆市的副议长，当时帮助大学生办报，反对国民党贪污腐败，被诬陷为共产党，晚上出门后再也没有回家。

　　我的父亲母亲都是无根的孩子，他们都是“孤儿”，于是生下我这样一个孩子。我母亲生了7个孩子都是女儿，我是老幺。在我出生之前，我父亲曾经说，如果我母亲再生一个孩子还是女儿，他就要离开我们——将来他必须带一个儿子，带着他的姓氏，回到大陆。所以在母亲生下我之后，我父亲就离开了我们。

　　我母亲一手把我带大，我也是留守儿童。在我出生没多久，我母亲就出去工作了。我们家7个女孩死了3个，其中一个患有小儿麻痹症。我是由邻居的孩子们带大的。在我的童年里，我没有见过我的父母，我一直以为我是孤儿。我一年只见我母亲一次，我对父亲的印象非常模糊。

　　时代造成了许多家庭的悲剧，但是我并不知道。我只知道由于“二·二八事件”，我母亲从基隆市一个副议长的千金变成一个佣人。在那个时代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和我们家的人说话。因为可能在晚上你就会被诬陷身份，被带走、囚禁或失踪。

　　在整个焦虑的青春成长期，我感谢上天给了我一个礼物——读书。我记得眷村的路口有一个小书店，我常在那里看书。在我青春期非常叛逆的时候，我开始看卡夫卡和萨特的书，看所有存在主义的书，我非常愤怒，我要对世界呐喊。然后我看三毛的书，我要流浪，想要出走。如果不是阅读，像我这样的小孩可能会变得非常堕落。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尽管我学习很好，但在16岁高中没毕业那年，我就进入了娱乐圈。这是一个非常浮躁的圈子。每天起床化妆，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把别的女明星挤开，好让自己在第二天登出来的照片中占的位置大一些。但是在后台，当别人在八卦的时候，我都在看书。我感谢上天，是阅读带领我走到今天。

　　在最近这段停下来的时间，我第一次感觉到，我应该做点什么，如果这样无止境地为名利奔波下去的话，我的人生会失去价值。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给和我的童年一样的留守儿童、和像我一样无根的孩子带去梦想，为他们带去力量。我感谢上天给了我一个机会停下来，就是在那段时间，我成立了我心目中一直想要成立的基金。

　　很多人打击我说：“这样做没有用，送孩子几本书，到贵州、到四川就能改变一个孩子的命运？现实不可能这么简单就能改变，你太理想主义了！”

　　记得我刚开始唱歌没多久，台湾的公司邀请我去演讲。我们的经纪公司不让我去演讲，说演讲后就没有神秘感了，但我还是去演讲了。当时我去了100多所学校演讲，其中有一所是公立学校，这所学校处在台湾犯罪率最高的一个县里，那里的孩子的父母大部分是以赌博和贩毒为生。

　　我在演讲完后，和一些孩子进行了一对一的谈话。我访问了几个孩子，其中一个男孩14岁，一直哭，说爸爸妈妈不让他上学，他们在家里摆赌局。他问我该怎么办，我说：“再过4年，你就该独立了，为了18岁的自己，现在乖乖地听父母的话，避开他们对你的伤害，18岁以后你就属于你自己，就可以离开家了。为了18岁的自己，你一定不能放弃。”

　　当我的孩子3岁的时候，我收到一封信，这已是一二十年后的事。我打开信，是这个男孩写来的。他说他一直记得多年以前我跟他说过的那句话：“就算全世界都可以放弃你，你也绝对不能放弃你自己。”后来，他在18岁那年离开父母去当了兵，之后又考上了大学，然后结婚、生子……

　　我看完那封信，心里非常震撼。去年我想起了这封信，然后告诉自己，是该将我拥有的一切幸运交给这片天地的时候了。于是，我成立了静新图书基金。

　　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知道生命的真相以后，依然热爱生活。”我想这是一个全民英雄主义的时代，只有你不是人的时候，你才会想不断地提醒别人：“我是人，我需要被尊重。”

　　所以，只有我们不身处在一个理想社会的时候，才会有理想主义者的存在。我希望静新图书基金能够通过阅读创造一个真正的理想世界，让“理想主义者”这个词能够永远消失，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理想社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