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闽梅

　　苏格兰裔孩子生活在加拿大小镇

　　相对于美国文学的繁荣，加拿大文学是19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的。作为英联邦的成员，加拿大在文化上受原先宗主国英国和法国的影响。除了魁北克省为加拿大的法国文学中心之外，加拿大的大部分地区都流行英语文学，门罗正是加拿大英语文学的代表作家。

　　早期加拿大文学把苏格兰人塑造成“国民建设者”的形象，认为他们有着坚强和忍耐的民族性格。门罗追忆自己的童年生活时曾说：“小时候，我们从不会因为一件事情做得好而受到表扬，却总是因为做不好某件事而受到教育。”

　　门罗从小生活在小镇上，她亲眼目睹“苏格兰人无论有多贫困，最无法放弃的就是阅读本身”，苏格兰家庭都鼓励他们的孩子们阅读，那些贫穷的苏格兰家庭，都有阅读的好习惯。门罗的父亲陪着她一起阅读的时候，最怕的是不速之客登门打扰。

　　门罗把她的苏格兰人特有的经历和感觉写进自己的家族史《洛克城堡风光》。书中，她把家族的祖先追溯到苏格兰长老会成员和苏格兰诗人詹姆斯·霍格（1770——1835），之后她的家族几乎每一代都出过作家。

　　门罗的母亲：小镇上最特立独行的人

　　生活在贫穷而偏远的加拿大温格姆镇，门罗的母亲跟小镇人格格不入，像一个不合时宜的城里人。门罗说，城里人的特点是“想获得关注”或者“认为自己很聪明”；但对于一个小镇人来说，这也许是“最坏的事”。生活也因此惩罚了门罗的母亲，门罗说：“她的一生如此悲惨、如此不公平，她却依然很勇敢。”后来，母亲得了帕金森综合征，年轻的门罗选择了逃出家庭，申请到大学的奖学金去求学。作为长女，她本该放弃这个机会而留下来照顾母亲。

　　“当我离开家的时候，我母亲已经无法自己穿衣服、自己梳头发。当人们年轻的时候，想象不到残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会觉得总会想到办法克服困难。但当我年纪渐渐变大之后，我能想象到那种情形，也开始同情母亲。西安大略大学提供的奖学金，让我有机会及借口逃离这个家庭，母亲对我的离去感到绝望。”门罗说。

　　一般苏格兰家庭都会让女孩学习编织，但母亲从来不鼓励门罗做这些。相反，为了培养门罗的文学才能，母亲让她坚持参加星期天的学校朗诵班，当时门罗才7岁，“死活都不想去”，但最后拗不过母亲。如今，门罗说她深深地感谢母亲，因为从7岁开始接受的文学训练，是她日后成为优秀作家的起步课程。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作家”

　　前几年获诺贝尔奖的女性作家，多有女权主义倾向，如奥地利的耶利内克。但门罗跟耶利内克不太一样。

　　2012年门罗在《纽约客》对她的采访中宣布：“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作家，我看问题从不站在强烈的女性角度。我确实认为，作为男人真的很难。想想，在那些灰暗的贫困年代，男人还必须养家糊口，会面临怎样的压力？”

　　应该说，门罗是一个对男性有充分同情并立足于女性视角的作家。

　　在她的早期作品中，她把自身的成长经验投射到女主人公身上，我们便常会看到这样一个女主人公：出身于偏远的乡下——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的小镇，空有诸多梦想，最后却怀着焦虑去质疑自己的梦想。同时，她的作品中常常描写被别的作家所忽视的形象——中年或老年的单身女性，用她的话说，叫“上了年纪的老姑娘”。她自己也承认：“在我的内心里，我就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姑娘。”

　　中国女作家张爱玲喜欢把人生比成一件“爬满了虱子”的华丽衣裳，而门罗的比喻则更奇特，也更残酷，她的长篇小说《女孩与女人们的生活》中，把女性的人生比作厨房的抹布，“人们的生活……是乏味的、简单的、神奇的，也是莫测高深的——铺着油抹布的厨房就仿佛是深不可测的洞穴”。

　　“当代契诃夫”：如何写好叙事文

　　门罗的作品基本上都是短篇小说集，很多人把她与契诃夫相提并论，称她为“当代契河夫”。

　　门罗在《纽约客》的访谈中说：“真正将我彻底击溃的绝不是家务或孩子，我一生都在做家务。真正让我困惑的是一些对于女性的歧视性评价。这些评价让写作这件事变得古怪且不得体，甚至刻意被忽略。”在这样的歧视性评价中，女作家坚持自己的写作风格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但门罗做到了。

　　崔斯曼是门罗2012年最后一本小说集《亲爱的生活》的编辑，他很欣赏门罗的这种特殊的写作风格：“有时我会想删除第3页一些完全无关主旨的段落。当我读到第24页时，我突然意识到，前面那一段是多么重要。”

　　门罗正是运用那些传统写作并不看重的要素，把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要素编织到小说的意义中去的。

　　这两个故事说明：语文老师的意见并不一定总是对的。那种写“最重要的东西”的写作理念是传统的，但并不是完全正确的。

　　其实，门罗的创作最早从改写童话开始。

　　她每天孤独地走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漫无边际地幻想，因为她觉得安徒生的童话《美人鱼》结局太悲惨，于是自己改出一个“大团圆”式的结局，“女孩儿最后活了下来，并且和她的王子走到了一起”。这样的文学起步，注定门罗不是一个以书写惊世骇俗的情节取胜的作家，也不是一个描写苦难的作家，正如《观察家》杂志所说：“她的故事里藏着一个妥协的世界。她耐心地描写这个为了生存而妥协的‘了无生趣的世界，这种长久的坚持和耐心正是她作品的出色之处，也许，也正是她不够深刻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