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

　　大雨滂沱的傍晚，和L坐在车里，等着一个漫长的红灯。外面是胡椒色的天空，行人匆匆穿过马路，我们望着挡风玻璃上摇摆的雨刮器，各自分着神。这时，忽然看到L并没有握在手刹上的右手，在半空中做了一个用力拉住手刹的动作。我问他：“这是在做什么？”他说：“每次想起做过的那些难堪、窘迫、后悔莫及的事，一步步沉入坏情绪的时候，我都会立即做这样一个动作，向自己宣布：现在，打住，不要再继续想下去了。就好像是拉下了坏情绪的闸门。”“管用吗？”我问。他点点头。我跟着他练习了一遍，以备不时之需。“要在坏情绪刚来的时候立刻这么做，”他叮嘱道，“如果已经陷得太深，恐怕就无效了。”

　　可是有些时候，我们不仅想要摆脱当下的情绪，甚至渴望从眼前的生活中逃离。这些时候，闸门是不够的，应该有一个安全出口，还要有一个可以逃往的世界。阅读或许就是这样一个安全出口。到书里去，那里有可以栖身的地方，让人暂时忘记了“我是谁，我在哪里”。不同的书，就像不同形式的住处。读《庄子》可能像住进一座远离尘嚣的寺院；而读钱德勒的侦探小说，则像是住进一家人员混杂的汽车旅馆。倘若想获得内心的安宁，就应该去听听寺庙里的钟声；如果想要速度和刺激，去汽车旅馆投宿再合适不过。

　　对我来说，最适合逃避世界的书还是小说，某些散文或许也行，总之那里要有些事情发生，有些人走动，有气味和人声，有闪闪发光的细节散落在当中。很奇怪，从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小说里的事情都是假的，现在反倒越来越不确定了。小时候，看到书中写到的美好事物，总会因为它们无法来到眼前而遗憾，读到主人公特别的经历、奇妙的感情体验，也因为它们不能发生在自己的身上而难过。可是现在却觉得，它们在那里挺好的，比在当下、在此刻、在自己身上还要好，因为它们很安全，不会有遭受攻击和被摧毁的危险，将永恒地存在于另外一个世界里。小时候只有那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才是我的生活，而现在，我却相信那些发生在书中的事，通过阅读进入我的生命，它们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当我逐字逐行穿过那些文字，和主人公一起经历事件，探寻背后微小或重大的意义的时候，那些事情已经在我的身上“发生”了。说到底，是“发生”的含义发生了改变。“发生”不再是一种物理性的位移、挤压或变形，它也可以是化学性的、缓慢的、无法察觉的氧化和生成。我时常觉得，现实生活不过是一个与我同枕而眠的伴侣。我们有时候相处得愉快，感觉到温暖和爱意，有时候发生争执，变得疏远，甚至想要离他而去，但就算是在最亲密的时候，我们也无法融为一体。因为我还有一个完全与他无关的、只属于自己的世界。那个世界就像母亲的秘密嫁妆，藏在某个盒子里，上了锁，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才会打开来看一看，是末路的财富，但永远无法拿出来接济别人。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时候，都能顺利地进入书里的世界，参与主人公的生活。有人或许可以，这大概就像有人可以一沾枕头立刻就睡着一样，这是一种能力。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与彼时的心境有关的。

　　如果太执着于眼前的生活，被过于激烈的情绪绑缚着，大概就无法脱身了。这就像L对我的叮嘱一样，如果已经陷得太深的话，就无效了。

　　近日在《天真的与感伤的小说家》里，随帕慕克一起重温了《安娜·卡列尼娜》里面的一段：安娜第一次见到渥伦斯基之后，在回圣彼得堡的列车上，摊开一本书阅读。但她烦躁不安，不断分心，无法沉入到书里的世界去。因为现实生活里潜藏的火种被那个陌生的男子点燃了，这让她充满期待，渴望着发生一点什么。这种渴望如此真实和强烈，令她对书上写的事失去了兴趣。她一点都不关心发生在别处、别人身上的故事。她哪儿都不想去，只想守在自己的生活里，等着。在这个毫无回旋余地的毁灭的故事里，那本书的出现，可能是唯一一次微小而善意的努力，试图将安娜从她眼前的生活中带走。假如——一个完全违背托尔斯泰意志的假如，安娜当时还能静下心来阅读，碰巧遇到的是一本动人心魄的小说，她是否会与她身临的现实稍稍拉开一点距离，变得清醒一点呢？又或是在她最后一次坐在列车上的时候，一时兴起打开了一本书，深深地沉入到一个故事里，她的耳边还会有那个农民敲击铁轨时可怕的“铿铿”响声吗？她还会无法控制地走下月台，让呼啸的列车从自己身上碾过去吗？当然，托尔斯泰绝对不会答应这个营救安娜的计划。因为在他看来，任何书都改变不了安娜的命运，她是无药可救、必死无疑的。

　　但有一个可能存在的悖论：托尔斯泰是怀着拯救更多像安娜一样的女人的初衷而写这本书的。而且他的心愿最终达成了。无可救药的安娜的确拯救了一些人。在《安娜·卡列尼娜》问世以来的那么多年里，应该的确有人因为读了它而改变了命运。安娜的存在，或许也真的让这个世界少了一些其他的安娜。

　　那些读了《安娜·卡列尼娜》之后而改变的人，已经都在安娜的身上活过了一次。或者说，在她的死里死过了一次。有些时候，阅读是一段人生，蜕一层皮，然后崭新地活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