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木舟，本名葛婉仪，1987年生，青春文艺类图书畅销作家，自由撰稿人。2005年起在国内各类期刊上陆续发表作品，体材包括小说、散文、游记、绘本脚本等等，短篇小说多见于《花火》杂志，曾给《新京报》撰写游记专栏。迄今已出版长篇小说《深海里的星星》《深海里的星星II》《月亮说它忘记了》，短篇小说合集《你是我的独家记忆》，游记随笔图文集《我亦飘零久》。新作长篇小说《一粒红尘》即将上市。

　　教师节那天，我发了一条微博，内容不同于大多数人那样感谢老师的谆谆教诲，我的语气很淡，稍带遗憾。我只是说，学生时代的我不仅未曾有幸遇到懂得赏识我的老师，反而在叛逆的青春期，遭遇过班主任的打击和刻意刁难。

　　末了，我说，后来的时光里我一直活得很努力，因为我想证明给自己知道，即使有过那么多不愉快的回忆，我也没有被那些充满恶意的人摧毁。

　　教师节前一天，我的好朋友结婚，为此我很难得地回了一趟家乡。

　　下午他们在酒店设的新房里庆祝打闹的时候，我忽然侧过身去跟一个同样看起来百无聊赖的哥们儿说：“嘿，陪我回一中看看吧。”

　　所有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念旧的人，可是毕业七年来，我回母校的次数屈指可数。

　　在我生长的那个小城市，20块钱打个出租车可以开着Z字环城，甲、乙、丙、丁凑一桌吃饭，每个人都能扯上点亲戚关系。自然，谁家要是出了点什么不光彩的事，街坊邻里之间的传播速度堪比今时今日的热门微博。

　　转学去一中之前，在另外一所学校，我已经是全校知名的“不良少女”。

　　很奇怪，到现在我也不懂为什么这个名号会落在我头上，我固然不算是乖学生，但比我混得好的大姐头也多得是，细想一下，之所以名声在外，大概是因为我在某位老师的茶杯里放了点泻药这件事。

　　我是受港产片和日本漫画影响长大的那一代小孩，在那些影视作品和漫画作品中，学生恶搞老师是司空见惯的桥段，整件事情中我错得最离谱的一点，就是很傻很天真地认为，我们学校的老师也会像那些作品里的老师们一样，对学生的种种恶作剧一笑了之。

　　那是一次月考，一位烫着方便面卷发的老师趾高气扬地坐在讲台上。考试过程中，她不断冷言冷语地讽刺着我们这些普通班的“学渣”，又拿奥赛班和精英班的学霸们来刺激本来就屁都写不出来的我们。交卷的铃声响过之后，我跟另外几个同学一合计，要让她为自己的势利眼付出点代价才行。

　　我已经不记得是哪个精神病提供的泻药，又是哪个白痴把白色的粉末撒进了那位老师装满冷开水的茶杯，只是，全班同学都看到了，是我把茶杯从办公室里拿过来的。

　　那位老师当然没有喝下那杯白开水。事实上，打开杯盖就能看见水上浮着一层白色粉末，只要不是盲人，谁也不会喝那杯水的。

　　时隔多年，关于这件事情的很多细节我都记不得了，只是当老师追究起责任的时候，我便当着所有人的面站了出来，承认是我干的。

　　到如今我仍然无法确切地陈述自己的动机，是出于一个差生对校纪校规的藐视？是少年心性对于某种不公正的挑战？是纯粹只想出风头、博关注？还是那种莫名其妙的使命感？

　　不管怎么样，我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

　　无论是真英雄还是逞英雄，总之，英雄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谭嗣同为变法血染菜市口，所以林觉民在广州起义之前写下绝命书与爱妻陈意映永诀，而我在第二年文理分班的榜单上来回搜寻了几十遍，也没有看见自己的名字。

　　我接到这所学校的劝退通知。劝退，就是说得比较好听的“开除”。

　　据我妈所说，那天她一从别的同学那里听到这个消息就吓得半死，她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完了，存折还在这个鬼丫头手里，她肯定要离家出走了。

　　是啊，我原本是高高兴兴带着存折去报名交学费的，谁知道生活的走向突然急转直下，我在一个小时之内，成了失学少女。

　　在我的记忆中，那天的黄昏持续得特别久，而回家的路，特别特别漫长。

　　我不知道自己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了多久，最后，我瘫坐在马路边的台阶上，茫然地看着滚滚车流。

　　我不敢回家，也没脸回家，我搜罗了脑中所有的词汇，也找不到合适的措辞去应对我妈。

　　坦白讲，这件事对我妈的打击比对我还要大，作为一个单亲家庭的母亲，她一心只想养出听话乖巧、品学兼优的女儿，死也无法接受自己的小孩居然会被学校驱逐的事实。

　　那恐怕是我少年时代所度过的最枯燥、最乏味，也最低落的一个暑假。

　　直到别人都上学一周之后，我妈才帮我办好了入学手续。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逼迫着自己不去想那次转学的过程中，我那无权无势更没钱的母亲，她是怎样厚着脸皮找关系、托朋友，再托朋友的朋友去打通关节。在新学校的老师办公室里，她是怎样避开其他人的注意，不声不响地往那位答应接收我的老师抽屉里塞进两条烟。她一生要强，性子刚烈，却将自尊踩在脚底下，卑躬屈膝地向老师保证说：“我女儿品性并不坏，她只是太叛逆，太叛逆了……”

　　我没法设身处地地去想象我母亲当时的感受，唯一的原因是，至今我仍无法战胜那份存在于我内心长达十年之久的羞耻感。

　　那份本应该由我自己来承担和承受的耻辱，那些原本应该由我自己去面对和解决的难题，我的母亲，她替我去承受了，替我去解决了，也许完成得很艰难，也许并不是毫无怨怼，也许姿态不够好看，但她做到了。

　　然而，新的学校，新的班级，这些并不意味着学生时代噩梦的终结，在所有的励志故事和心灵鸡汤里，主角都该幡然醒悟，痛改前非，继而奋发向上，一雪前耻，但我的人生剧本并非如此。

　　命运那双翻云覆雨手似乎要把我往一条路上推到底，我仍然是老师最不喜欢的那一类学生，不仅天资平庸，而且不够努力。

　　多年后，偶尔有新结识的朋友得知我的职业时，会欣喜地说些“原来你是作家啊？我读书的时候作文也写得很好，得过市里一等奖哦”之类的话，我笑一笑，不知道怎么接话。

　　事实上，在那些年中，我的语文成绩都算不上有多好，更别提那些让我痛不欲生的数学和英语。

　　升入高三之后，我崩溃过很多次，无数个夜晚我蒙头大哭，觉得未来的人生只会是一片灰暗，没有一丁点儿希望。

　　每一天，我都过得那样提心吊胆，班主任给我这样对升学率毫无帮助的学生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每月一次的摸底考试就像是缓慢而残酷的凌迟，时时刻刻都要做好被老师通知叫家长来的准备，那真是炼狱一般的岁月。

　　经常在某个周一的早晨，我进到教室里发现自己的桌椅不见了，同学告诉我，老师叫人搬去她的办公室了——我们这些差生不用上课，去办公室里写检讨。

　　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办，我想过，或许我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我真的不是读书的料，就算我每天晚上不睡觉地做练习题也是徒劳。

　　我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学生，不可能成为一个值得所有人钦佩的榜样，更不可能成为让母校为之骄傲的孩子。

　　我是那样绝望，班主任在把我母亲叫去学校、让我母亲把我领回家去的时候，她对我说：“你这样的人，出生就是一个错误。”

　　我想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这句话，不会忘记在我17岁的时候，有人曾经这样恶毒地伤害过我。

　　我终生也不会原谅。

　　我很敏感，又很孤单，内心那么多、那么重、那么激越的情绪无处排遣，除了把它们写出来，我再也没有任何别的办法。

　　我不断地写，在练习本上写，在信纸上写，上课时躲在堆得像山那么高的参考书后面写，回到家里藏在试卷下面写，我并没有任何信念，也没有明确的目的，更不可能未卜先知地估算到这件事会成为我日后赖以生存的方式。

　　对于那时的我来说，文字不是一条出路，它不意味着荣耀，它只是一个生活在下水道里的人，抬头能看见的那片小小星空。

　　而那点零星的光，便是我支离破碎的青春中，唯一的救赎。

　　高考前夕，班主任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有些人反正是考不上大学的，不如现在就不要上课了，早点去找个工作，还能减轻家里的负担。

　　她的眼神有意无意地落在我的脸上，那种轻蔑，叫我没齿难忘。

　　出乎意料的是，我考的分数竟然过了线，虽然不是什么好学校，但总算是有个去处。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很平静，没有太多的悲喜，也没有雪耻的快感。

　　18岁，我收拾好行李，独自坐上了去学校报道的大巴车。发车的时候，我回头看到我妈在汽车站孤零零地目送我的样子，压抑了无数个日子的眼泪，这才汹涌而出。

　　我知道，我最害怕的那种生活，终于，彻底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