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无意当小说家，至少在二十九岁之前。这是实话。
从小我就看了好多书，沉湎于小说世界，要说没有过想写东西的念头，那大概是谎话。但我怎样也无法认为自己有写小说的才华。我十几岁时喜欢的作家，比如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巴尔扎克，实在无法想象自己能写出可以与这些人留在身后的作品匹敌的东西。所以我在人生的早期阶段把写小说的欲望一笔勾销。拿阅读当爱好就行，工作嘛，还是到别的领域去找吧。
最终我选定以音乐为职业。拼命干活攒钱，再向亲戚朋友借债，二十五六岁在东京开了一家小小的爵士俱乐部。白天卖咖啡，晚上变身为酒吧，还提供简单的食物。从早到晚播放唱片，周末还找来青年爵士乐手现场表演。一干就是七年。为什么？理由非常单纯：从事这种工作，就可以从早到晚听爵士乐。
第一次邂逅爵士乐，是在一九六四年我十五岁的时候。那年一月，亚特·布莱基与爵士信使来神户公演。我得到一张算是生日礼物的音乐会入场券，那是第一次正经听爵士乐，我简直像遭受雷击一般，被彻底击倒。就是从这一瞬间开始，我彻底沉溺于爵士乐。
一年多前在波士顿，有机会与出生于巴拿马的爵士钢琴手达尼洛·佩雷斯共进晚餐。当我谈起这件事时，他从口袋里拿出手机，问我：“春树，想跟韦恩（编者注：韦恩·肖特是爵士摇滚乐的先驱，擅长高音萨克斯和次中音萨克斯的演奏，主要音乐风格是融合派爵士乐、后波普爵士乐、硬波普爵士乐。）说话吗？”“当然。”我差不多要丧失语言功能了。他按下韦恩的电话号码后，把手机递到我手上。人生真是不可思议，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四十二年过后，我居然成了小说家，住在波士顿，用手机跟韦恩·肖特交谈！
到了二十九岁，我突发奇想，打算写篇小说试试。我觉得自己好像也能写点什么。当然，我不指望能写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尔扎克的作品匹敌的东西，不过那又有什么关系？我告诫自己，没必要非成为文豪不可。虽说是写小说，可是到底写什么、怎么写，我毫无头绪。因为之前我从未写过小说，当然也没有自己的文风。没有人教我小说的写法，也没有朋友跟我探讨文学。那时候我想假如能像演奏音乐那样写文章，肯定了不起。
我小时候学过钢琴，可以读着乐谱弹奏简单的曲目，但当然没有成为职业演奏家的技能。然而屡屡感到有些属于自己的类似音乐的东西，在脑中强烈地盘旋翻滚。不能把这些东西转换成文章形态吗？我写文章就是从这样的想法出发的。
音乐也好，小说也好，最基础的是节奏。若没有自然、舒适而坚实的节奏，人们的阅读行为大概难以为继。我从音乐中学到节奏的重要，然后配合着节奏，旋律亦恰似语言排列接踵而至。假如那是流畅华美的东西，自然无话可说。接下来是和声，即支撑这些语言的内在的心灵乐响。其次，登场的是我最喜欢的部分——即兴演奏。通过特殊的频道，故事从自己的内心世界自由奔涌而出，我只需随波逐流即可。而最后上场的是最重要的东西，那便是完成作品带来的兴奋感：“自己终于抵达了一个富有意义的新场所。”倘若顺利，我们可以和读者共享那浮现出来的心境。那是在别处无法得到的辉煌成就。
就这样，关于文章的写法，我差不多都是从音乐里学来的。大概要反过来说，假如不曾这样痴迷音乐，我或许就成不了小说家。当上小说家将近三十年后，今天我仍然继续从美妙的音乐中学习如何写小说。
写小说时，我常常想起这几句话，并且心想：对呀，所谓新的词语，哪里都不会有。给普通至极的词语赋予崭新的意义和特别的声响，才是我们的工作。在我们面前蔓延着未知的辽阔大地，等待开拓的肥沃大地就横亘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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