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闭症(孤独症)患儿又被称为“来自遥远星球的孩子”。他们降临地球,静静地旁观着这个世界,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因为长期在盲童学校的自闭症中心做义工,这些遥远星球的孩子拉近了我和这个星球的距离。因为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基本的东西并非是人人都需要的。比如一块手表,对于我来说是用来清楚地告知我时间的;对这里的盲童来说,却并非必需品,只要吃饭铃声一响起,他们就会兴奋地从地上爬起来,相互牵引着走向饭堂。
只是,现在的人不仅需要认识时间,更需要知道认识时间的这个载体是不是出自百达翡丽、欧米茄、江诗丹顿、卡地亚等家族。这真是人类在不断进化过程中的伟大发明——分类标志。
我也是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基本的概念,也并非普遍、简单地适用于每个人。
一个盲童问我:“老师,什么是蓝色?”我说:“蓝色是大海的声音,蓝色是我心情低落时的感受,蓝色是薄荷糖入口时的清凉感觉。”“但是老师,什么是颜色?什么又是蓝色的铅笔?”
这就是他们的世界,很多在我们眼里看似重要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却微不足道;而很多在我们眼里不值一提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则神秘无比。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泰国恒久不变的烈日高挂在天空,空气里黏人的气息让我浑身不适。我提着一些甜点像往常一样走进了盲校。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自闭症中心教室里的那个男孩。
推门而入,大约20个孩子在教室里的空地上各自活动着。扫视了屋内一圈,我注意到了那天在我旁边欢喜地听我唱歌的男孩,于是径直向他走了过去。
他的名字叫Sonti,15岁,双目完全失明,并伴有自闭症。我平时见他时,他要么是一个人低头独自坐着,要么是自我陶醉般晃着脑袋。
我蹲下身,坐在他身旁唱起歌,显然Sonti听出了我的声音,往我这边挪了挪,我顺势握住了他的手。他蓦地抬起头,我又看见了他的微笑。
我递给Sonti一块饼干,示意他这是可以吃的。我看到他先是将饼干放在鼻尖闻了闻,然后将一小部分送到了嘴里。
因为失明,所以对眼前的事物会产生强烈的不确定性,总是以试探的姿态去接触、去感受,这是大多数失明孩子的共性。
想到这一点,我便主动扶Sonti站立起来,示意他走动走动,他低着头害羞地笑了笑。
我的左臂伸过去扶着他的左臂,右臂搂着他的右肩,我们就这样慢慢地前行着。下意识地,我忽然觉得他虽然长期不说话,但听见我唱小曲时他会有微笑的反应,这是否说明他有认知或者交流的意愿呢?只是长期以来,没有人真正给过他细微的关怀罢了。
于是我将他带到道路旁边的树丛,慢慢地让他去触摸并感知垂落的树叶,并用泰语问他:“这是什么?喜欢吗?”
Sonti先是小心翼翼,然后一把抓住。忽地,他说:“喜欢。”而他也一直低着头,这俨然是信心不足的表现。
在Sonti开口说话的那一瞬间,我莫名地激动、欣慰,还有欢喜。这至少证明我的直觉没错,这个孩子之所以封闭自己,大部分原因是在早期失明阶段缺乏关爱,缺乏指引。
我和Sonti继续在盲童学校绕圈子转悠着。我见有些盲童在学校的游泳池里游泳,便主动带Sonti走近了游泳池。
我让他先坐在岸边,将两只脚浅浅地伸入水里。我静静地蹲在他身旁,仔细地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我想知道他对水的反应,因为在法国,水疗也是一种治疗自闭症的方式。不到3分钟,我便看见Sonti的面部有些许反应,那是一丝淡淡的微笑,其中掺杂着惊喜、胆怯与好奇。我低下头,问他:“喜欢吗?”他答:“喜欢。”我再问:“想游泳吗?”他答:“想。”总是很简短的表达,但对他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望望四周,向一个美国义工问,是否可以让Sonti换上救生衣下水。他点点头。
就这样,我看着Sonti换上救生衣下到水里,像在做水中冥想,一声不吭,一动也不动地浮在水面上。后来几次,Sonti都是这般在水里一漂就是一个小时。他是对在水里的这种特殊感觉紧张戒备,还是依托于水面找到安全感后有些许放松?我终究无从得知。
最后一天,我离开盲童学校时,坐在车上,远远地就看见了Sonti独自走在道路上。“砰”的一声,他的头就这么毫无防备地重重撞上了停靠在道路边的汽车的尾部。
坐在我身旁的一个英国义工不禁感叹道,上次她在盲校门口,看见一个盲人自己摸索着过马路,路边没有任何按铃式的红绿灯。
另一个丹麦义工也插话,在她的国家,盲道随处可见,十字路口还专门设有为盲人辨向的音响设施。
他们你一言,我一语,我反倒有些说不出话来了,只能静静地听他们讲西方国家是如何为身体障碍者提供无障碍环境的。
什么是无障碍环境?我不禁感叹花巨额的资金去打造地标、树立城市的国际形象,有时可能还比不上将这些细节做到位。
让我们看一看,那些公共建筑物的入口台阶处是否有相应的坡道,用旋转门的建筑是否有专门的盲人通道,公共厕所里是否有带扶手式的坐便器……
这些都是公益的细节,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亲眼见到这些孩子,我是不会注意到他们的需求的。义工旅行,因为经历,所以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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