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拉·阿贝

　　

　　5年多来，布兰顿·布里昂坐在卧铺车厢大小的一个长长的控制室中，和同事一起面对着4个键盘和14个闪着荧光的屏幕。当布兰顿在新墨西哥州摁下一个按钮，世界的另外一端就会有人死去。

　　控制室中的飞行员并不亲自飞行，只做远程控制，布兰顿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他清楚地记得，一架无人机怎样在距离目标地1万公里的云端徘徊，聚焦点在阿富汗一个有着羊圈的黏土平房。当命令传来，他用左手按下一个按钮，激光器瞄准屋顶，坐在他旁边的飞行员推下操纵杆，无人机发射出一枚“地狱之火”导弹，16秒后就会击中目标。

　　“这一时刻非常缓慢，就像电影中的慢动作回放。”今天，他这样说。卫星转播的图片出现在他的屏幕上，延迟2到5秒，由无人机上的一架红外线摄影机拍摄。还有7秒钟，视野中没有人出现。现在，布兰顿还能控制导弹。还有3秒。布兰顿的眼睛盯着显示屏上的每一个像素。“一个孩子在角落奔跑。”他说。终于，布兰顿的电子世界和这个小村庄接轨了。他看到显示屏上有一束光亮，然后是爆炸。建筑物倒地，孩子不见了。布兰顿感觉到他的胃酸直往上涌。

　　“我们刚刚杀死了一个孩子吗？”他问坐在身边的同事。“我想是的，是个孩子。”同事肯定地回答。军事指挥中心仔细观察了他们的攻击视频后，给出答复：“不，那是一条狗。”他们再次看向显示屏：“有用两条腿走路的狗吗？”

　　这天，布兰顿离开控制室，整个美国仿佛都在他面前沉没了。干燥的草坪一望无垠，远处有田地，空气中有粪水的气味，空军基地的雷达塔在黑暗中一闪一闪。是的，没有战争。

　　距离还是临近

　　现代战争是一种思想，看不见摸不着，远程是它的特征。它开始于位于世界各地的一个个小小的高科技控制中心。新型战争应该是精准的，有人因此称它为“更加人道的战争”。它是“聪明人的战争”，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是它最大的推崇者。

　　在打造这场战争的国防部——美国五角大楼，军事首脑的画像旁挂着一幅无人机的图画。据军方的看法，在过去的那些年，没有什么发明比无人机更能影响“反恐战争”。军队在美国7个军事基地控制无人机，此外还有国外据点，比如非洲的吉布提共和国。

　　威廉·塔特上校是一个脸色苍白、对敌方情况了如指掌的人。几个月前，他被提拔进入国防部，成为无人飞行战斗的指挥官。执行任务时，他总是带着妻子和3个女儿的照片。

　　他不乐意提到“无人机”这个词，因为这暗示这个工具有自己的意志。塔特更愿意称它为主要用于收集情报的“远程监控飞机”。他和同事乐于谈到的，是他们“拯救生命”的事迹。他描述着他们在阿富汗收获的感谢，在海地地震中施与的人道援助和利比亚战争中的军事成功——他的军队怎样击中装有准备袭击苏拉塔的导弹的货车。

　　他很少提及有目的的杀人行动。在作为“克里奇”空军基地负责人的两年时间里，他从来没有看到平民死亡。只有在妇女和孩子离开了房子后，才会发动射击。像所有其他的空中袭击一样，无人机攻击必须获得许可，比如，它必须解救目的国的一位军官。他不喜欢这些战争的借口，这让他想起那些质问他的越南老兵。他从来没有趟过沼泽，从未闻到过血腥味，他对真实的战争一无所知。

　　“我们观察人们几个月，看着他们和狗嬉戏、晾衣服。我们像他们的邻居一样熟知他们的习惯，甚至参加他们的葬礼。”塔特说。无人机不仅拉大了他们和目标之间的距离，也创造了一种奇特的临近关系。

　　拯救还是夺取

　　这是蒙大拿州小城米苏拉的一栋黄色木房子，背景是远远的山脉、森林和一层薄雾，地上仍然覆盖着新雪。今年27岁的布兰顿·布里昂坐在母亲家的沙发上。离开军队之后，他又开始在这里生活，留着小胡子，剃了光头。“我有4个月没有在红外线中睡觉了。”他微笑着说，这是一种成功。

　　他在美国空军待了6年，完成了6000个飞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男人、女人和孩子的死亡。”布里昂说。他从未想过他会杀死这么多人，或者说，他从来不敢相信，自己能杀人。

　　中学毕业后，布里昂想做记者。当时，他周日会去教堂，喜欢红头发的拉拉队队长。然而，一个学期之后，他就有了几千美元的欠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陪同一个想要入伍的朋友去报名。他听说空军有自己的大学，不需要交学费就可以上大学。布里昂在测试中表现优异，他被认为适宜做情报工作。他学会了操纵无人机摄像机和激光、分析地表图像、处理地图和天气信息。

　　第一次来到伊拉克执行任务时，他才20岁。内华达州阳光灿烂，监控室里却一片黑暗。一队美国士兵在回营地的路上，布里昂在监控街道，做他们的“保护天使”。他看到一只“沥青眼睛”。“我在训练中知道这种眼睛。”他说，“当敌人想在街道上埋下炸弹，就会烧损一个轮胎，软化路上的沥青，之后它看起来就像一只眼睛。”

　　士兵们还在几公里以外的地方，布里昂通知了他的领导，可是由于干扰信号，他们没有办法通过无线电通知地面的士兵。于是，布里昂就眼看他们一步步走向“死亡之地”，爆炸导致了5个美国士兵死亡。从这天起，布里昂想，他对不起这5个同胞。他开始更加努力地学习，直到熟知每一种战况。他想成为最好的飞行员，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他的值班时间长达12个小时。空军还没有足够的人力可以投入伊拉克和阿富汗远程控制战争，无人机飞行员被认为是懦弱的摁按钮者。这份工作如此不受欢迎，以至于不得不聘用退休人员来完成。但是，也有人能够很好地调整情绪，并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例如34岁的迈耶上校。回到家后，这个世界的恶毒就和她无关了。她和丈夫——另一位无人机飞行员，从来不在家里谈论工作上的事情，她穿上她的睡衣，看动画片或和两个孩子玩耍。

　　可是，布里昂做不到。他还记得他的第一次射击。两个男人立马就死掉了，一个只有一条腿的人的温热的血流在街上，他还在不断挣扎。在回家的路上，他给妈妈打电话，忍不住哭了。布里昂说：“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与世隔绝。”他坐在米苏拉他最爱的咖啡馆中，闻着肉桂和黄油的香味。他经常来到这里，观察人们，看尼采或马克·吐温的书，每次都坐在不同的座位上。他不能在一个位置上久坐，这会让他不安。

　　他的女友和他分手了。她问他是干什么的，他告诉她实情，但是她不能接受，她不想分担他的重负。回到家乡时，布里昂带回一副飞行太阳镜和一块巴勒斯坦手帕，在脸谱网上展示他的硬币，那是人们给他的非官方奖章。这是他的过去，他和它激战，却也因它而自豪。

　　2007年，他被派去伊拉克。“准备战斗。”他在个人签名中这样写道。在距离巴格达约几百公里的一个美国军事基地，他让无人机起飞和降落。两年后，他开始进入一个特别小组，来到新墨西哥。他和一个同事的办公室是一所灰尘满布的平房，到最近的城市需几小时车程。

　　布里昂喜欢晚班，因为这时阿富汗是白天。看到白雪覆盖的雪峰和绿色的山谷，他会想起自己的家乡蒙塔纳的春天。他看到，女孩们在田间游玩，男孩们在踢足球，男人们拥抱他们的女人和孩子。夏天，很多阿富汗人睡在屋顶上。他连续几个星期观察他们——那些藏着武器的塔利班武装成员，或是那些名单上的人。

　　“我慢慢熟悉他们，直到某位位于权力中心的人给出发射的命令。”他觉得很对不起那些孩子，是他把他们的父亲夺走了。

　　逃离红外线

　　布里昂想离开这里，做点别的工作。他希望能够拯救人们的生命，而不是夺走。无聊的日子里，他在机舱中写日记：“在战场上，没有党派，只有鲜血和残酷的战争。我已经死亡和腐朽，我希望我的眼睛会腐烂。”

　　不知从何时起，他开始反驳他的指挥官，不乐意见朋友，他遇到的女孩抱怨他的坏脾气，“我没有可以很快调整状态的开关。”他说。他回到家，却睡不着觉。有一天，他在工作的时候崩溃了，弯下腰去，口吐鲜血。医生认为他病了，说他只有保证两周内平均每天拥有多于4小时的睡眠，才能回来工作。他坐在妈妈的客厅中，他的狗呜咽着，把头靠在他的脸颊上。

　　前天夜里，布里昂在脸谱网上上传了一幅画：一片绿草地，上面是一对手牵手望向天空的恋人，旁边蹲着一个孩子和一条狗。但是，草地只是世界的一部分，在它之下，是死亡士兵的海洋，尸体、鲜血和四肢的海洋。老兵部诊断布里昂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对一场没有灵魂伤者的“人道”战争的希冀，显然宣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