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伶俐

　　我哥当年是个摇滚迷，他有满满一抽屉的摇滚磁带和一把栗色的吉他。有一年暑假，他从市里回来时，穿着一件黑色文化衫，上面印着一个外国人的头像，戴一顶红星贝雷帽，表情严肃。我们觉得真难看，我哥却天天穿着它，舍不得脱下来洗。那时，我哥又高又瘦，微驼着背，一脸深刻痛苦的表情，真是酷啊。

　　据说摇滚代表人类的愤怒。

　　我哥是有理由愤怒的。都说天道酬勤，也不尽然。我哥学习十分刻苦，他的台灯从来都是半夜12点关灯，早晨5点钟亮起，眼皮一睁开就开始背书。我疑心他的高度近视眼，是天天一起床就看书看坏的。

　　我哥这样苦读，高考分数却只够上市里的技校。当然，那个时候考上大专就可以请街坊喝酒了。我妈说：“我儿考不上大学，我不怪他，他尽力了。”

　　我哥毕业后进了一家国企，没几年，该国企被一家大型外企全盘收购，从此，24小时机器不歇，人不歇，三班倒。外企的墙上贴着标语：如果你不能奉献智慧，那么请你奉献汗水。

　　我一度以为，我哥从晚上10点到凌晨6点，在操作台前是坐着的。去年有一次闲聊，他笑道：“哪里能够坐着呢？是站着的。”他那样平淡的语气，好像这么站一夜，年复一年的，是不足为奇的一件事。

　　这个工作我哥干了8年。愚公移山一样，房贷快还完了，侄女学习成绩优秀。所以，当我哥兴奋地宣布他准备跳槽的时候，得到我们的一致支持——没日没夜这些年，他说自己想有一个新的人生规划。

　　事情缘起于过年时的一次同学聚会。有一个当年成绩差得一塌糊涂的同学发迹了，在讲了一遍自己传奇的奋斗史后，他端着酒杯搂着我哥的肩膀说：“到我这儿来！”我哥当了真，年后就辞职了。

　　醉话怎么可以当真呢？事实上对于没有特长的我哥来说，不会那么容易有合适的岗位。

　　其后半年里，我哥基本闲在家里。我们一开始想，到哪里也有一碗饭吃，但是找了几份工作都没做长久。突然没了收入，积蓄一点点掏空了，我哥家里不安宁了，侄女考试也发挥失常……事情层出不穷，直到我哥终于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

　　这个新工作，薪水微薄，却很清闲，干两天休一天。我们都很知足，他累了这些年，也该轻松一下了。至于钱的问题，我和弟弟自给之外，略有余力也可给我哥一些贴补。说这些话是在端午节，全家团聚，吃完饭我们兄妹几个在小院里闲聊，宽慰着我哥。

　　夜色里，看不清我哥的脸。他本就寡言，近来话更少了。只见他低着头，站在葡萄架下，烟头一明一灭。

　　端午一过，天就热了。走在树荫下，也觉得热浪袭人。城市大搞建设，路边正在挖天然气管道。几个戴头盔的工人在施工，半天的工夫，已挖了一大堆泥，高高地堆到路边。

　　我下班时踮着脚走过，突然看见积着水的管道里，那个又高又瘦、长筒靴踩在黄泥浆里、眼镜顺着汗水滑到鼻尖的工人——那是我哥！算算正好是他的休息日。我没有喊他，嗓子眼被堵上了。阳光这样白亮灼人，眼前却一片模糊……

　　我哥从小到大，一直很努力，不偷懒，不贪心，很呆板，很笨拙。生活于他而言，从来没有一点偷闲取巧的可能。

　　这样的人，在这世上是沉默的大多数。现实乏善可陈，幸而有人间种种乐趣。有人嗜烟，哪怕一包“红梅”；有人好酒，哪怕一瓶“二锅头”；有人摸着牌可以不眠不休。这些都是快乐，真实的快乐。

　　而我哥，在埋头工作之外，何以解忧？说来奢侈，仍是他那一抽屉听旧了的磁带和那把已经磨破了的老吉他。他仍然酷爱的切·格瓦拉，睁着一双倔强的眼睛，据说那里面有一种东西叫坚韧。人的坚韧，是一丛鲜花，在瓦砾里也能骄傲地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