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亲手将高考考卷上交的一刹那,就知道过去那一整年的高三时光都已经回不去了。有股淡淡的解脱感,同时,也对接下来等待公布分数的日子有些不知所措。
那时,并非在意到底要去哪里,或者能去哪里,而在于从小常听到的一句恐吓话在作怪,那就是:“社会很残酷,你长大就会懂的。”想要丢钱给一个乞丐,就听到:“社会很残酷,以后你不好好读书,也要这样子了。”去上个厕所,就听到:“社会很残酷,你高考没考好,就和那个扫厕所的阿姨住在一起了。”真的没有考好,就听到:“社会很残酷,你抓紧把这几个证考出来,不然以后连洗厕所的工作都找不到。”谈个恋爱,就听到:“社会很残酷,不好好工作混个房和车,哪有姑娘肯嫁给你。”
在恐吓话里长大的中国小孩,都会不自觉地为社会加上如此的修饰语:“残酷的社会”“残酷的青春”。熏陶久了,真的相信,即使现在并无概念,或许真如大人所说,长大就会懂。而问一个欧洲小孩:“你觉得长大后,要进入怎么样的社会呢?”往往答案却是:“有趣的、各式各样的、好玩的社会。”对于“残酷”二字,他们根本没有概念。
在荷兰留学的第一年,给一个英国家庭当保姆,照顾两个孩子。他们需要我的时候都是在周末。夫妻二人工作都很忙碌,家里一共有两个孩子:一个五岁的男孩,一个一岁的女婴。他们住在郊区一栋温馨的小屋里,每次去要转两次电车,但那是我最享受的工作。
小婴儿我只需要换尿片、哄睡觉、喂那些婴儿罐头类的食品。而小男孩是一个标准的《星球大战》电影迷,每一次去,他都会让我坐下来陪他将电影从头看到尾,或者他披上星球大战的斗篷,手里拿一把光剑,和我玩角色扮演。他也喜欢和我一起打电子游戏,当然,还是星球大战的。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就问他:“你有什么梦想?”他似乎早有准备,早就想清楚这个问题了一般,立刻说:“长大以后,我要和你一样!当一个保姆,陪小朋友一起看《星球大战》。”听到后,我哈哈大笑。当他母亲回来,我讲了这件事情后,她竟然对小男孩笑着说:“好啊!加油,那至少你要把自己弄干净了,才能去照顾别人。”
我从未在好友或者认识的任何一个欧洲家庭里,耳闻或目睹过任何与“恐吓”相关的故事。倒是听说过在荷兰有圣·尼古拉斯(荷兰传说中的圣诞老人,每逢11月中旬他便会从西班牙来到荷兰)的传说,平时不好好吃饭睡觉的“坏小孩”,受到的“恐吓”就是被圣·尼古拉斯装进袋子里送去西班牙,听着总觉得是个免费旅游的好差事。或者在西班牙的儿童节(三王节),“三王”就不来家里喝牛奶啃胡萝卜,更不会留下礼物了。
在恐吓教育下,我们看到的世界投射了一个不一样的形状:在这个社会,好好读书,就要什么有什么了。
有个中国小孩写信给我,问:“这个社会既然那么残酷,为什么要长大呢?姐姐,我一想到这儿就好悲观。不想进入社会,不想长大,也不想在这样的世界活下去。”本来想回信给他,列举出一系列社会新闻里的好人好事,还有温暖人心的平凡人和小故事。但刚一落笔,自己就愣住了。这个社会残不残酷为什么还需要证明?我就是社会,他就是社会,每个人都是社会,我们即便并非社会的现在,但也决定了其在将来的模样。
高考结束了,要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朝天空大吼:“自由万岁!”考完了就考完了,分数该怎样就怎样,去哪里已经未必重要了。好好地去谈场未必有结果但会令自己成长的恋爱,和好友三三两两背包去旅游,有大把时间就看看书、听听音乐,参加些有意思的社团而不是宅在家里,关心粮食问题和经济走向,读些社会新闻,做到不义愤填膺地冲动,也不麻木漠然地无视,能够辩证地看问题。
长大后四处行走四处生活,才发现书读得好未必那么有用。懂得认真去做事情,举一反三,真诚关心别人,内心善良,无论做什么事,到世界的任何角落,都会过得非常好。这个“好”,指的不仅仅是成功,而是活得真心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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