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明辉

　　

　　从大学毕业的那一年起，我就决定以后只为自己的成长而念书，再也不要为了糊口谋生而念别人要我念的书。因为大学时自己有自修的基础，而且在哲学的学习上有一位让自己心服的老师，所以，我根本没有出国念书的打算。后来因为想要以教书为业，而工学院毕业的人当时不能在中小学和高职任职，因此念了硕士。硕士毕业后，意外地留在台湾清华大学当讲师，自己找研究题目，自己写论文发表，并且找时间继续思索自己的哲学问题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议题。

　　这样的生活很充实，又可以跟一家人安定地生活在一起，因此不管先父如何劝诱，长辈如何督促，我都不肯出国。

　　但是，当我被迫出国完成学位之后，我却经常鼓励自己的孩子出国。我给了他们3个出国的理由：

　　看见自己能力的极限

　　我在台湾新竹中学的3年，记忆最深刻的是第一次跑后山3000米的越野长跑。我一向是个文弱书生，从来都不运动。平时在乐队有活动，可以不参加越野长跑的训练。一下子跑3000米，而且后半段是上上下下的山坡路，要在30分钟内跑完全程，对我来说根本就不可能。我跑到上山的地方就不行了，大腿僵硬到根本提不起来，简直像是在腿上绑着千斤沙袋（长跑的人跟我说这叫“撞墙”）；却因为怕来不及30分钟内跑完，只好继续靠意志力艰苦地跑下去。大概又过了5分钟，腿好像麻木了一样，失去感觉，也不再酸痛，竟然可以加快脚步继续跑完上坡与下坡的后半程。从此以后我知道了一件事：人的潜力往往远比他所能知道的更大，要事到临头才会被挤压出来。

　　不过，后来我再也没有过这种经验，直到去剑桥读书。指导教授给我的研究题目纯属理论的分析与证明，不需要跑程式，也不需要做实验。他的指示很清楚：一年内搞清楚这个问题过去所有的争论，并且提出可以突破既有瓶颈的研究方向与初步构想，两年内拿出可以发表的研究成果。他跟一位柏克莱电机系教授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争论十数年而无法解决，却要我在一年内想出解法，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因为压力太大，我整天思虑不断，连睡觉和煮饭时都在想。我每天煮饭，只有在切菜时怕切到手指头而稍微缓一下思绪，勉强算是休息。

　　最夸张的一次是累得睡着了，却梦见这个问题的解法，然后在梦中跟自己讲：“赶快醒来！”于是半睡半醒地爬起来，写下脑袋里的方程式，又累得回到床上，却在梦里接下去推导公式，再把自己叫起来。就这样一夜起来七八次，直到第二天过了中午才勉强爬起来去洗脸。我还来不及吃饭就赶快去看昨晚写的东西，紧张到心脏都快跳出来了。虽然一夜半睡半醒写下来的东西有许多小错，但每一行看起来逻辑上都是对的，如果一直都这样下去，这个学术界争论十数年的问题就将要有解了！

　　结果……真的是对的！一个晚上的半睡半醒，竟然把累积了3个月的线索和思绪全部整合起来，勾勒出完整的解题程序！我胡乱吃过东西，又倒头回去睡了一场大觉，睡掉3个月来不眠不休的疲倦，也因为我需要一个极端清晰、流畅的脑袋，才能够毫无差错地把已经勾勒好的解题程序一步一步地核验，并重新写下来。

　　这一场大挑战给了我第一个出国的理由：看见自己的潜力。

　　毕业前我又自己解决了两个难度相当高的问题。我也曾问自己：在剑桥的研究都是自己完成的，后来连题目都是自己想的，真的还有出国的必要吗？我的回答是：“有！”若非剑桥之行，我没有那个胆识挑战高难度的核心问题。若非剑桥之行，我没有机会从欧陆访问学者那里知道欧陆的年轻人怎么念哲学。而且，若非剑桥之行，我不会知道台湾地区的人原来这么行！

　　当然，我也会提醒出国的学生：如果出国还找中国学生多的指导教授，那也没太大意义，还是可以从学长那里知道老师的脾气和毕业的底线，不会真的去挑战自己的极限。

　　去看看外国的文化

　　我鼓励儿女出国，第二个理由是去看看外国的文化，了解自己在台湾看不到的层面。但是，不是去看伦敦的双层巴士或哈罗德百货（Harrods），那些东西电视上就看得到。出国最好的礼物当然是去看电视上看不到、在台湾学不到、甚至连自助旅游都体会不到的东西，才是最值得的。

　　被迫出国之后，我选择了英国，因为那里最接近德国和法国。我原本只是希望去看原画，看建筑，却没想到最后的收获远远超过了这些，我第一次从可以一起生活、交往的人身上，感受到欧陆的学术传统。

　　剑桥有很多学院，我挑的学院专收研究生和访问学者，因此有很多机会接触欧陆来的学者。其中一位来自瑞典的理察，按德国学制的精神主修哲学和文学，曾经到巴黎跟过德希达一年，到剑桥来是研究渥兹华斯的美学思想。另外一位来自冰岛，吃饭时总是拿着一本美学评论，读起哲学的专业杂志就像在读《时报周刊》那么轻松。还有一位现在任教剑桥的英国朋友，研究的是拉丁美洲的文学与电影。把3个朋友进行对比，就可以看到欧陆（尤其是德国系）的学术传统跟英国迥然不同。

　　英国鼓励大学生专注于一个领域去深入研究，较少鼓励学生旁通。但是理察的学习过程就让我很羡慕。瑞典的文科学术传统承袭德国，他们除了重视专业的领域，也重视相关学科的旁通。而且，他们的年轻人远比我们幸福：他们的美术史与建筑史是在欧陆各国看原作，音乐史是在各国的户外音乐会上聆听，而文学史则是边读书边看着城市和人们的身影、表情。26岁以下的年轻人只要买一张廉价的欧洲青年卡（1987年时一张只要台币5000元），就可以不限次数地在欧陆搭乘飞机之外的一切交通工具，包括火车、跨城市的国道车、市区公交车与地铁，以及轮船。因此，理察的暑假通常是邀约七八个同好一起旅行，晚上睡卧铺车、青年旅馆或者在公园搭帐篷，食物来自大卖场或超市。他习惯于跟不同科系背景的朋友一起旅行，大家一起规划行程，在前往下一个城市的火车上或夜里，音乐系的朋友讲授和下一个城市有关的音乐史，美术系的朋友讲美术史，每一个人都以自己专长的知识贡献给这个小小旅行团。理工学院的学生也常常加入这些小旅行团，介绍跟各个城市有关的伟大科学革命。

　　这让我想起出国前读的海森堡回忆录《物理及其外部：挑战与对话》，物理学家海森堡在高中时，经常躺在谷仓上读柏拉图，而且弹得一手好钢琴。有一次去访问一位音乐系的朋友，被朋友的妈妈发现他的音乐造诣甚至高于自己的儿子，因而问他：“你为何舍弃音乐的天分而去学物理？”他回答：“因为那里正在进行一场思想的革命。”爱因斯坦在1905年发表“相对论”之前，跟朋友组织了一个“奥林匹亚科学院”，每晚聚在一起研究史宾诺莎、休姆、康德、马赫和波恩卡列等人的哲学著作，希望借此重新认识当时物理学界一系列无法解释的现象。对物理黄金年代（20世纪30年代）的那些人而言，不仅人文科系间没有门墙与藩篱，理工与人文之间也是没有国界。

　　跟欧陆朋友的互动让我逐渐感受到欧陆学术传承的独特性：他们连艺术创作者也会因为物理革命的冲击而勇敢地开创全新的风格。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之后，39岁的康丁斯基受到震撼而宣布了古典美术的结束和绘画革命的开始，而当时年仅23岁的史特拉汶斯基则准备要挣脱古典音乐的束缚，开启无调音乐的全新领域。

　　去了剑桥，我才体会到：大学之所以大，就是因为它提供给我们一个全方位的广阔成长空间，一切有益于开展生命格局的发展都成为可能。假如我们进了大学却只学到一个科系最基础的皮毛，真的很可惜！但是，要看见这样的大格局，恐怕还是要出国才有可能，我在台湾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学术群体。

　　不出国去见识真正的大师，的确很难相信有严肃、扎实的跨领域学术。

　　见识真正认真思考文化问题的人

　　一个年轻人问我：“真有必要出国吗？”我给了他第三个出国的理由：在台湾靠书本了解欧洲文化，总是欠缺那么一点真实的人味，太苍白、抽象、没有血色。等到出国，见到那些真正认真在思考文化问题的人，了解他们的学术问题如何连接到他们的生活与情感，这才会真正地感受到欧洲文化原来是有血有肉，而不再是只有单薄的骨架。

　　出国前我就已经对西方文化有许多的了解，熟读许多名家的小说，一些经典的哲学著作，也从台湾清大图书馆的画册里熟悉他们的美术史，从录音带里熟悉他们的古典音乐。但是到了英国才发现：他们写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和较熟的朋友互动时，有另一套学术著作里看不到的东西。这才知道文化不只是著作，而是从著作到生活一气呵成的。

　　出国前就知道英国人的保守与拘谨，反映在哲学上是我讨厌的实证风格。到了英国，才慢慢发现他们可取的一面。第一次的文化冲击来自一张火车票，上面写着：“We take no responsibility for anything beyond our control.”我想了很久，真的！谁能为超出自己能力之外的事负责？

　　为了改善我的英语发音，我曾有一个英语老师。每次跟他约下次见面，他都会给我一个时间，叫我“try this day”。我问他：“Will I see you or not？”他回答：“Likely.”（应该会。）问了很多次，他才很勉强地说：“Highly likely.”（十之八九会。）每次我问他为何对这种小事都没办法敲定，他总回答我：“你为何每次都以为未来的事可以事先敲定。”我不服气，每次离开时都故意说：“I'll see you on Monday at 9：00.”他会神秘地笑一笑，不置可否。我跟他铆上了，每次都刻意提前到他家门口，等着手表时针指着9的时候敲门。他也总是很有绅士风度地跟我说：“你真准时。”直到有一天，我的脚踏车链子断掉了，当天迟到。从此以后，我只好改口说：“I'll see you on Monday，hopefully.”

　　因为一些机缘，我认识一位从曼彻斯特大学退休的人类学系教授，常到他家喝下午茶聊天。所谓的“聊天”，其实是非正式而又很认真地谈学术圈内的话题（不是人间是非与八卦），譬如台湾的政治、孔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20世纪60年代学生革命、亨利·摩尔的雕塑以及他们夫妻在非洲做过的田野工作。有一位剑桥退休的历史学教授偶尔会过来一起聊。这些英国人，学术著作硬邦邦，绝不谈“主观”的情感或好恶；但是坐在好友家里，话匣子一打开，还是对学术怀抱着一堆私人的情感与好恶，一点都不像书本上读到的英国人。

　　出国前我有大中华文化情结，做人做事只问动机，不问后果，是伦理学上“动机主义”的典型。为此，我跟几位哲学系的朋友论争，他们举出两次世界大战各种爱国情操所肇下的残酷杀戮，说得我哑口无言。从此以后，才知道英国的拘谨、务实有其背后的智慧，不是异文化的人可以随便批评的。

　　在台湾，“欧美”并称，顺口得很。到了英国，才发现英国人跟美国人之间有很多心结，而且很多英国人不以为自己是欧洲人，而法国人跟德国人更是南辕北辙。这才真的了解到欧洲是个多元文化的地区，所谓的“西方文化”到了欧洲，就变得太模糊而没有意义。

　　这些点点滴滴，多半是要在当地当学生，跟当地人变成朋友，才有机会深入地交谈，从而了解。有了这些了解，以前在书上读过的会变得更加鲜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