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到希腊，很多人马上会想到，那是蓝色海洋文明的摇篮。而一说提起海洋文明，我们又马上会想到那几个非常熟悉的字眼：民主、自由……而想到这些，马上就会与专制、独裁的古代中国相比较：同样古老的文明，为什么中国形成了专制、独裁的传统，而希腊形成的却是民主、自由的传统呢？
与今天的希腊共和国不同，古希腊文明的范围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半岛西部沿海地带。两块地方加起来大致14万平方公里——与中国的安徽省相比，还是略微小了一些。
在古希腊的领土上，除了面积不到2.2万平方公里的伯罗奔尼撒半岛有一点儿可以被称得上是平原、可以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之外，其他地区大多是高低不平的山峦和因落差极大水流非常湍急的河流。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希腊独特的地理环境，造成了古代希腊人与古代中国人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古代的中国人，春种、夏管、秋收、冬藏，过着年复一年的农业生活。过得好的，给儿孙们留下些土地，便成了地主；过得不好的，只能是替那些地主打工生活，就成了贫农。如若遇上点儿天灾人祸，地主也好，贫农也罢，单纯靠自身的努力，他们几乎都没有办法生存下去——这个时候，他们所能依靠的，只有那个一定是强有力的政府的救济。
古代的希腊人，无论是寒来暑往，都只能日复一日出海捕鱼。鱼捕得多些，那就多吃点儿；鱼捕得少些，那就少吃点儿。即使你的鱼捕得再多，也不能作为财产给儿孙们长久保存下去——你总不能在临死的时候，把儿孙们叫到身边来，跟他们说：“孩子们，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多余的财产，只在某个山洞里，给你们存了3万斤咸带鱼。”
既然几乎没有什么多余的财产可供儿孙们继承，作为父辈的，只能在孩子长大成人之前，就教给他们一些生存的技能——捕鱼的方法。孩子一旦长大成人，就只能凭借着自己的双手，像他们的父辈一样，日复一日地出海捕鱼。这就造成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父辈与儿孙们之间，一般而言是比较平等的——这与同时代的中国相比，是完全不同的。
古代的希腊人，无论寒来暑往，都只能日复一日地出海捕鱼。这不仅影响了古代希腊人的家庭生活，还影响了古代希腊人的社会政治生活。
鱼，就在海水里，不管你捕还是不捕。在偌大的海洋里捕鱼，是每个人的权利。你可以在这里捕鱼，我也可以在这里捕鱼，任何人也无法私自占有！
这里的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只能是相约一起出海捕鱼而已。一旦到了海上，很自然，就是你打你的鱼，我打我的鱼，此外无它！故而，这里形成的那些大大小小的所谓的“城邦式国家”，就很自然的与同时代中国的极具专制、独裁传统的封建国家完全不同。
这一时期的古希腊人，分成了大大小小大约200个左右的、独立的“城邦式国家”。严格说来，这些所谓的“城邦式国家”，就是一个村庄或几个村庄的联合体，人口一般在1万人左右。
古代的希腊人，无论寒来暑往，都只能日复一日地出海捕鱼，这深刻地影响了古代希腊人的文化生活。
去海上打鱼，那是男人们的事，与女人无关。偌大的大海上，这么多的男人捕鱼，没有一个女人。此时，穿着衣服捕鱼是完全不合适的。想想看，海上嘛，自然是无风浪三尺，有风浪三丈。海风一起，大浪打来，无论你穿的是什么贵重的衣服，都只能湿透。
所以，男人们裸体在海上捕鱼，那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没有什么可稀奇的。捕鱼时裸体，是为了方便捕鱼，开展的体育竞赛（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当然也会裸体——因为，这同样也是男人们的事，同样也与女人无关。而记录下这些激动人心的时刻的所有作品中的人物——不管是石刻还是雕塑，也不管是真人还是鬼神——当然也同样是裸体的。
所有这些在中国看来是那么不可思议的事，在这里都是很随性的、很自然的——经济、政治、文化都是如此。
当然，这里的民主、自由的传统，也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事。
公元前509年前后，克利斯提尼二度担任执政官期间，继续扩大公民的权利，实行“陶片放逐法”——雅典公民在陶片上写上那些不受欢迎人的名字，并通过投票表决将他们认为会威胁雅典民主制度的政治人物予以政治放逐。以“陶片放逐法”这一重大改革措施为标志的克利斯提尼改革，最终确立起了雅典的民主政治。
曾经指挥过著名的马拉松战役、在抗击波斯侵略的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雅典著名政治家阿里斯泰德就曾在放逐投票时，被一个目不识丁的公民请求代写上阿里斯泰德的姓名投入票柜。阿里斯提德问那人何以要放逐他，那人答道：“不为什么，我甚至还不认识这个人；但是到处都称呼他为‘公正之士，我实在听烦了。”最终，阿里斯泰德被成功放逐。
因为会制造冤案，“陶片放逐法”在公元前415年最终停止，但冤案还是没有停止。公元前399年，501名希腊市民对古希腊最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进行审判。苏格拉底被指控的罪名有两条：一是怠慢神灵，二是诱导青年。表决的结果是281票同意，220票反对，苏格拉底被处以极刑。这501个市民中，有鞋匠、裁缝、不识字的游民和一些莫名其妙而激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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