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珊瑚是我的高中同窗。那时我的同桌是一个黑黑瘦瘦的男生,猴儿似的,皮肤是一种洗不干净的脏。我时常同他争辩,有时上自习,全班同学闹着闹着陡然安静下来,四壁里只听见我们两个你一言我一语地恶斗,一旁的人听得出奇,轰地笑出来,我一下便深感耻辱。
我那时十几岁,穿一件苹果绿的小圆裙,骨头还在噼噼啪啪地生长,心已经长齐了许多奇异的棱角,轻轻一碰就会被触痛。更可恨的是有时被老师逮住,齐齐被拎到走廊里罚站。即便这样还不肯罢休,暗暗用眼神毒视对方。
珊瑚的到来使我和同桌的格斗变成固定模式:珊瑚推倒他砌在课桌上的书,同桌伸手抓她,我用一把尺子“啪”地狠狠敲在那只黑手上,然后我们拔腿就跑。慢慢地,同桌就学乖了。
那年的珊瑚穿一条洁白的淑女裙,有着安静、恬淡的笑容,内心却藏着比我更加不安定的气质,稍稍一触碰,便泄露出去。
不久便是高三的春天。有时抬头从窗子看出去,山一点一点绿起来,身边珊瑚的脸一点一点消瘦,我做数学卷子做得着急,哗啦啦全推到地上,珊瑚替我一本本捡起来,说:“马上就过了,马上。”我却觉得熬不到第二天。
二
高考时我和珊瑚不在同一个考场,也没有考到同一所大学,但两所学校离得近。我用了全部心思来写信,大部分是写给珊瑚的。珊瑚的信回得很快。我们那时不知为什么苦恼,在信里引用了许多忧郁的字句。我记得我在信末尾写:“人生哪信有华颠?”珊瑚也会在信里写她在英语话剧节时演斯佳丽,穿了湖水蓝的长裙从楼道咚咚地跑过去,伏在楼梯扶手上笑到死。
信里的语句,有着不符合日常生活的华丽,因此只能用手写,用最工整的字迹、用蓝黑墨水才能衬托出它们的郑重。我们狂热地通着信,最密集时一天一封。现在回想起来,那些信件里絮絮叨叨述说的,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少年心事呢?它们曾在我和珊瑚的青春岁月里呼啸而来,然而如今其中的大部分故事,已经悬挂在记忆之外,远远地俯视着我们,再也触碰不到。
三
我们几乎每个周末都见面。珊瑚的学校总是放露天电影。夏日的夜晚,幕布上光影流离,一束一束光线从人群中扫过,照在那些年轻热切的面孔上。我们其实每次连一部电影也没看完过,总是坐在人群里低声交谈。交谈的内容曾经是关于一个男生的,他在课堂上塞给珊瑚一封信,那是一封晦涩的情书。我们就着银幕昏暗的光线读那封信,信里的一句话我依然记得:“好姑娘,教我如何消磨好青春……”
那些飞快划过的时光,或许正是一些这样的消磨:和珊瑚沿着护城河散步,走了整个晚上,像一场没有目的地的旅行,一圈又一圈。我们并不焦急,以为可以一直这样走下去,以为我们会一直是16岁、17岁,或者18岁。25岁吗?不,那太老了。
四
珊瑚何时恋爱的,我不知道。我知道时,她已经开始每天给他打很长时间的电话。他就是我当年的同桌。珊瑚的电话频繁占线,我开始一个人去图书馆找海明威的书来看,把一只耳塞塞在耳朵里。图书馆的桌子很大,光线明亮,空气安静,是一个适合在信纸上铺陈情绪的地方。
“珊瑚,这个周末我们学校电影院要放《芳芳》,你是否来看?”“珊瑚,你假期曾去打工的那家书店已经拆迁了,我买回许多《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原想把这些都寄给她,却怕打扰她恋爱的气氛,最后还是作罢。只用简短的电子邮件联系:“你好吗?他好吗?我很好。”我像是一只迟疑的蜗牛,每每爬向与珊瑚相反的地方,总是忍不住一再地回头张望。
假期我们一同去九寨沟,珊瑚的男友提着一台小小的相机,不停地为我们拍照。开始一切都很愉悦,但渐渐地他们便忘记我,我蹲下系鞋带的时间,他们已经说笑着走出很远。被冷落的感觉充斥着整个旅程,终于在回家的车上,我独自坐到窗边。一路上我告诉自己:成长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它包含着疏离、孤独和遗忘,但是你必须忍住疼痛步步前行。
五
临到毕业,珊瑚计划着要出国,每个周末她都在背英语单词。她是固执的,我也是固执的。我与她争吵,请她留下。我恨极时说:“你别把人心都说淡了!”其实自己心里已经一点点灰了,只需半个小时的车程我也不愿意去和她见面,见面只是争吵。
年末珊瑚和男友分手了,是珊瑚提出来的。他们谈了一下午,说些什么我无从得知。我接到珊瑚的电话,和她一起出去喝酒,结果喝醉的是我,珊瑚却表现得很平静。寒假我与珊瑚一同回家,我们在30多个小时的车程中很少交谈。我听一盒Eagles的磁带,她一直在看《百年孤独》。晚上我醒过来,轻声问:“喂?”她说:“我在这里。”我于是又转过脸睡去。
一年后,珊瑚终于拿到了签证,其时是初夏。我们站在学校门口的水果店里买樱桃,珊瑚对我说:“我的猫要交给你照顾了,交给别人我不放心。”我害怕柔弱的生命被托付给我,但是我无法拒绝珊瑚的要求,就如同当年第一次见到她,她微笑着伸出手:“我是珊瑚,以后就是朋友了。”
珊瑚先到北京再搭乘到澳洲的班机。我送她上了去北京的火车。车子开动前,珊瑚把脸贴在密闭的车窗上,努力地夸张唇形要我读出她说的话。我微笑,挥手,但始终辨认不出她说的究竟是什么。
六
如今偶尔在MSN上聊天,珊瑚对我说:“下个月是你的生日啊。”我微笑着回答:“是啊,第二个16岁。”
在我的第二个16岁时,我的朋友珊瑚在地球的那一面与金发碧眼的异国人生活在一起。她每天读书、写报告、打工,依旧像一株顽强的植物,执著地向上生长。那些她曾经爱过的男孩子们,现在又散落在什么地方呢?而我,在一个炎热的城市里写下上面的这些故事,我和珊瑚远离故乡,远离彼此,在陌生人之中互相挂念。
而我一直没有告诉珊瑚这样一件事情:我在回家的列车上想起她时,火车正穿过一座大桥,桥下江面宽阔,太阳照射其上,金光万丈。我并不恐惧,因为我的朋友珊瑚永远和我坐在同一趟列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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