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壬

　　我从残疾人托养所回来已有一个星期了，我真不愿意说出，我是以作家的身份被安排到那里体验生活的。这种感觉太糟糕了，近乎可耻。我太像是一个猎人，潜伏在孩子们之中，想捕获他们的一切，最隐秘的一切。包括为满足好奇心、猎奇，想尽办法引诱他们说出或者做出些什么。享受这种另类体验，拿着相机在他们的宿舍一阵猛拍，然后想象着这些图片发到网上将引起的震撼。孩子们毫不知情，在我面前，他们清澈如水，包括皮肤、毛发、脏器和他们的命运。

　　那孩子十九岁了，然而看上去才十四五岁的样子，她长着一张处女的圆脸，她惊恐的大眼睛莫名其妙地打动了我，她的瞳孔异常的黑，仿佛吸收了照进去的光亮。靠近她，她有很重的鼻息，濡湿的唇嘟着，上面长着清晰的黑绒须，她就那样惊恐地看着我，像个不出声的小动物。我把手伸向她，她的身体往后缩了一下，垂下眼睑，我看到一弧漂亮的黑睫毛。

　　“她非常害羞，怕生人。”智障部的教导员告诉我，然后她鼓励那孩子，叫她向我这个新来的老师问好。我看着她，她的头一直没有抬起来。随后，教导员把我领到走廊，看着智障部，三个班，五十几个孩子，年龄从十四岁到二十二岁，走廊两端的门被锁死，孩子们一整天就待在教室里，或者游走在走廊中。我翻着花名册，男孩子们叫着振轩、嘉豪、伟康这类阳刚而响亮的名字，女孩子们的名字则一律琼瑶化，文艺得很，如可仪、紫菡、洁如，看着这样的名字，我就想着他们的父母对他们那最初的期盼多么美好，大概希望男孩子们长大了去干一番男人的事业，博取功名利禄；女孩子们则都要长成知书达理的淑女，美丽、温婉。然而他们最后却把孩子们送到了这里，因为绝望。

　　这里的课程类似于学前班，唱儿歌、辨认画册上的小动物、玩拼图、玩击鼓传花的游戏。虽然他们基本成年，但智商依然停留在五六岁孩子的阶段，要靠哄。他们很快就跟我熟悉了，我被获准可以跟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单独聊天。在此之前，我并没有接触过智障的孩子，他们之中仅有四到五个，一望便知是异常，体型痴肥，或口歪，或眼斜，流着口水，大部分的孩子看上去干净、体面，与常人无异。那个害羞的女孩叫洁如，读过小学，能认很多字。第三天，她就像一摊泥那样黏着我了，用她的下巴颏抵在我的肩膀上，我唯一觉得她不对劲的是，她有时会满脸凶相，一个人说着广东脏话：“扑街（意为混蛋）！”这让我疑惑了很久。年轻的教导员李小姐笑着对我说：“塞老师，你跟洁如太亲密了，孩子们会吃醋的。”

　　我疑心自己对他们的热情仅源于一种新鲜感和好奇心，一时间，我甚至忘了来到这里的目的。在跟教导员们的交往中，我发现她们的耐心、关切只是出于工作职责方面的范畴，她们给出的是那样精确，一分不多，一分不少，且人人平等。我这么说，大概是因为我只是短暂地待在这里，而她们是要在这里待几十年的。她们从来不跟孩子们进行内心的交流，不，她们认为这些孩子根本没有心，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只要一下课，在食堂，在宿舍，她们的话题很少提及工作，提及某个学员，仿佛那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事情。

　　“早上阿豪对我笑了，他这应该是在问候我，”我兴奋地对教导员李小姐说，“他现在很有礼貌，有进步呢。”

　　“不，塞老师，您不久就会发现，他的笑只是肌肉的痉挛而已，纯物理性的，他没有意识。”听到她这样冷酷地纠正，我心里生出莫名的反感。潜意识里，也许她们是在指责我：“你这是在表现，短短几天里，你就让孩子们都喜欢上你了吗？”或者是认为我太可笑了：“难道你还指望谁可以彻底康复吗？”

　　但是，我如何能相信，那一双双清澈的眼睛是没有心的？坐在色彩鲜艳的卡通木凳上，我教他们叠纸鹤，他们围着我，那么多的话，“叽叽喳喳”说个不停，都吵着要我看他们叠得对不对。他们怎么可能是没有心的呢？洁如忽然在休息间里跟我说，再过五年，她就要从这里毕业，然后去香港工作。我认真地点点头，她又跟我说，她现在很想恋爱。

　　这根本不像一个智障者能说出的话，她的话总会让我产生幻觉，我从未觉得她跟我们有什么不同。我看着她，生怕错过她的每一个表情。那边教室里的音乐响了起来，她跟我说，她要去跳舞了。

　　智障部有十几个孩子对音乐有着天然的敏感，只要音乐声起，他们就会各自起舞，节奏感很好，拍子也合得准，因为父母早就发现了他们这一点，他们小时候都进行过舞蹈训练。我看着跳舞的洁如，她的身体发育得很好，胸不大，但明显地隆起，腰腹有柔软的弧度，手臂像摆动的枝条，俯仰间，舞态有如仙姿。她踩着细碎的步子，在快速地旋转，我怎么能相信，这样的一具充满灵性的身体是没有心的呢？这样的身体，只要触碰它，它都会有隐秘的回应。我想起教导员跟我说过，切不可在洁如面前提起她的父亲。具体的情况，她让我去找洁如的心理辅导老师梁生。

　　这位梁生不到三十岁，理着精干的平头，说话慢条斯理，有很重的鼻音，有点傲慢，他摊开手，一副你随便问的样子，仿佛这里所有的孩子他都了如指掌。我看着他的办公室，三面靠墙都摆放着资料柜，隔着玻璃，我看见排得整齐的黑色文件夹，一层层地竖在那里，白色的标签纸上写着孩子们的名字，赫然醒目，一个文件夹里装着一个孩子的资料，那里面封存着他们的灵魂。我怎么看，都觉得有一股阴森森的气味。申洁如，找到了，他迅速地抽出它，把它递到我面前。

　　我一下子幻灭了。骨子里，我是那样热切地期盼他们正一步一步走向康复，或者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而且，我将见证着，我将陪着他们走过一段走向康复的时光。我从未怀疑过这一点，正如我不断质疑的：这些孩子怎么可能会没有心呢？申洁如，一级智障，二级精神分裂，伴有自闭、癫痫……我明白了，教导员们是真正地在嘲笑我，我徒劳的热情，我种种无效的试探、引导，我带来的开发他们兴趣的各种有意思的小课件，这一切都将是无效的。我根本就没有理由去指责谁没有对他们倾注足够的爱—我说不出来。

　　“她是不是跟你说，她想恋爱啊？”梁生的话忽然从我头顶飘下来，我猛一抬头，他继而用全知全能的口气说道：“她这种症状叫做‘钟情妄想，现在是五月，三四月份春天的时候比现在严重多了，她陷入这样的幻觉中，总是认为某个男子喜欢她。她的病发作的时候，看到帅一点的男生就跑过去，要人家跟她谈恋爱……”不知道为什么，我很不喜欢梁生，不喜欢他跟我说的这一切。还有他的表情，有一种自以为掌握了真相，然后享受独家发布权的得意，有点奸奸的。我知道，我的情绪让我偏离了客观判断，所以我忍着没有对他发火，我这是怎么啦？

　　用梁生的话说，这里的孩子都是重度残疾，除了智障，还伴有不同程度的精神分裂症。他们全都坏掉了，而且坏得万劫不复。我慢慢走到篮球场，此時这里一个人也没有，空荡荡的。隔着距离，我开始打量这座八层的大楼，这里关着两百多个活着的死人—他们吃得很好，住得也很好，他们只是活着。家属资源部的工作人员曾告诉我，申请来托养所的家庭排着长长的队，还有太多的孩子源源不断地要送到这里。他们全都是回不去的，他们的父母把他们送到这里就意味着放弃了他们。

　　洁如依然是一如既往地黏着我，说她跟妈咪通过电话了，药物控制着她。她看上去没有异常，我仔细端详着她的脸，像不认识她那样，我寻思着，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当她痴痴地跟一个男子说，她想要跟他恋爱，谁能抗拒呢？她这么反复地说着，梦幻般地痴痴絮语，凑近那个男人的脸，把她的少女气息喷到那个男人的身上，这不正是她贞洁品格的裸露吗？人们太笃信科学的那一套了，那么冷酷，说她失心，说她处在妄想症中，说她又发病了。

　　每个周五，托养所门口就停满了车，很多家长过来接孩子回家去过周末。周五下午的气氛很活跃，孩子们双手抓着窗子，焦急地望着窗外，刚刚与爸妈通了电话的，说是在路上。然而，总有那么几个，他们的父母没能来接他们回家，说是忙。看着同伴被接走，这些孩子就闹别扭，哭着不肯吃晚饭，拿东西砸老师。有个男孩子一着急，就尿裤子了，他哭着喊：“妈咪爹地不爱我啦，不要我啦……”大家手忙脚乱地把他哄到宿舍。洁如的母亲每周都过来接她，开着宝马，我看到这位阔太太熟门熟路地进得门来，跟工作人员打着招呼，在登记簿上潇洒签名，然后领走孩子。洁如扭过脸来跟我说“再见”，她迫不及待地等着这一刻，整个下午，她的心都飞了，不停地看墙上的挂钟。他们全都没有忘记星期五，智障也没让他们忘记这一天和这唯一的念想—回家。他们并不知道，亲爱的妈咪爹地是真的不要他们了。

　　我看着智障部那一张张年轻的脸，他们不是石头，是一种无法唤醒的活，如果说爱，我说到爱，如果去对这样的生命保有爱，我看见自己身上，丝毫没有这样的能力和意愿。我听见心里有一种紧绷的东西倏地折断了，很干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