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人俨

　　2011年，申请香港院校的内地考生人数比前一年增长12%，有30名省状元填报了港大。

　　一位放棄内地名校转赴港大的考生说，选择香港是想尝试不一样的教育体制。优秀考生纷纷拥入香港高校，对这些内地学生来说，在香港读书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许多过来人感受良多。

　　一种经历

　　如果不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Connie看上去跟香港人没有任何区别。来港大读硕士之前，她以2004年上海高考文科前三名的成绩考入北大。大二时，Connie到港大做过一个学期的交换生，本科毕业后，她如愿到港大读硕士。在香港，几乎所有高校都是全英文授课——英语是内地学生迈向西方教学模式的第一道门槛。Connie印象最深的就是港大的英文讨论课：10人一组，课上你可以听到各种口音的英语混杂在一起，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很敢说，除了英语，还有各种敏感话题。

　　Connie将港大的生活形容为自由、时髦：半夜会有人来敲门邀请你参加聚会，跟内地高校夜里12点前就断网、熄灯不同，香港学生喜欢玩到天亮；没有人为你制订学习计划，没有辅导员，甚至没有班级的概念，但学生又总能联系上导师得到帮助；在这所大学里，很少有人真正只在做学习这一件事，连校长都会鼓励学生尽情地玩。

　　“来香港读书，其实是为了获得一种经历，跟在内地完全不同。”Connie说。2011年，港大只从报考的30名省状元中挑选了11名，给予全额奖学金。“我觉得适合港大的学生，要有比较强的独立思考与自理能力，能独立作决定，有自己的想法，能面对挑战，不能太脆弱。”香港大学中国事务总监黄依倩说，“在这里，竞争是非常非常激烈的。港大的学生一定要有很明确的目标，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话，就比较难适应。我们需要思想比较成熟的孩子。”

　　 在香港如何读大学

　　工作一年后，张倩烨决定辞职申请去香港大学读研究生，在陈婉莹教授门下学新闻学。

　　在港大，新闻学专业一个班有60多个人，上课分成4个小组，既可以单向和老师沟通，也可以多向与同学交流，思想的交流和碰撞非常激烈。

　　“香港大学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很紧密。”张倩烨说。学生可以随时给教授发电子邮件，教授也会争取回复每一封邮件。老师认为辅导学生是自己的责任，其他事情可以耽误，但是学生的邮件不能不回复。有时老师甚至会亲自帮学生修改简历，为学生的职业生涯做规划指导。

　　“香港首先是服务型社会，然后才有服务型的学校。如果学生欠学费了，也没关系，可以先欠一段时间。”张倩烨的老师陈婉莹接过话茬。

　　在港大新闻系，一些老师除了传授实际新闻操作知识之外，还会引导内地学生关心社会民生热点问题，教育学生承担社会责任。

　　 突然镀了金

　　对于Connie和她的一些内地同学来说，除了优越的教育条件以外，更实际的考虑是，来香港读书背后的高性价比。“去国外读书费用太高，离家又太远，去香港就刚好，既可以感受西方的教育模式，又还在华人世界。”

　　有统计数据表明，香港大学每年都会收到约9000份内地学生的申请，其中只有3%会被接受。

　　“很多公司的亚洲总部都在香港，这里有很多机会，你很容易就能找到一份传统意义上的好工作。”

　　毕业后，这些内地学生一部分去了国外深造，留下来的人不少进了投资银行。“即使是北大、复旦毕业的，进投资银行的也不算多，但在香港读书后进投资银行的就很多，就像突然镀了金一样。”Connie分析原因：一方面因为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公司多，需要的人多，所以机会满天飞；另一方面，香港本地人读大学后，很多都直接出国留学了。

　　同样是出国深造，从内地申请和从香港申请也会有不同的待遇。“以香港作为跳板，就能申请到一流大学，因为人家觉得你英语好，接受的又是西方教育模式。”Connie说。

　　“国外的大学不会在乎学生的成绩是不是真的很好，是不是很聪明，他们更看重你读书的这个环境跟他们的是不是一样的。这样有些规则他们就不需要再教你，你过去后他们直接把知识传授给你就行了。”一位在港读理工科的内地学生说。

　　国际化视野

　　2004年，刘宇考入浙大信息工程专业。当时香港理工大学每年都会在浙大招收10名左右的学生。在父亲的鼓励下，刘宇选择了来香港读书。父亲是大学老师，他不停地告诉刘宇，香港的学术环境好，实验室里的老师做学术专心，没什么行政压力、人事斗争，都有真才实学。

　　到香港读书以后，刘宇却发现两地的文化差异比他想象的大。有一次，他在大学洗手间里闻到一股刺鼻的怪味，就找到相关部门反映情况。清洁工人来了以后，很快发现了源头，一个阿姨很轻易地说出了氨的英文。刘宇想了很久，也没能想起氨的英文怎么说。

　　“在香港，确实更容易培养国际化视野。”过去的几年里，刘宇已经在国际顶级行业期刊上发表了3篇论文，这对内地大学的学生来说是相当困难的。“他们不太可能在国际期刊上发文章，因为不是用英文完成的，而我们这里直接是用英语做科研。”根据L-GC的数据，2007年到2008年之间，香港5871个研究职位中有一半以上由内地学生获得。

　　在刘宇看来，香港的大学里另一个跟国际接轨的地方就是学术操守。他将这种学术操守理解为：不抄袭、肯定能用、有成效。其中不抄袭是道德底线，肯定能用和有成效是起码要求。“在内地每天工作8小时，在香港一天甚至要工作16小时，工程师水平超出内地一大截。”

　　导师也经常灌输给刘宇和他的同学这样一种观念：我给你这么多钱，就是要你做这么多事。在实验室的经费中，项目和科研的资金全都以人力成本计算，导师和教授的薪酬另外支付。“所以，教授没有经济压力，完全可以专心做事。”

　　现在，刘宇每月拿1.6万港币的工资，整天泡在实验室里。他渐渐不上QQ，也不会在人人网上关注同学的动态，他觉得跟原来的同学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他们关注的新闻他也不知道。他的圈子不大，同事、同学、导师、老板，很多人的身份还是重合的。

　　“香港城市小，圈子也不大，如果你造假了、抄袭了，所有人都会知道，以后你就很难在这个圈子里混下去，没有人敢冒这样的风险。”

　　刘宇的办公桌上放着好几期《时代》和《亚洲周刊》，这是他在香港最常阅读的刊物。现在，他经常提到的两个词是“国际化视野”和“独立思考”。

　　夜里12点，刘宇从实验室里出来，听见隔壁电脑房里有人在用电子琴练习曲子，经过几处楼梯转角，见有人坐在沙发上聊天、讨论。整幢大楼灯火通明，毫无睡意。

　　两种身份

　　前几年，刘宇在电梯里很少说普通话，他担心一开口就会暴露“内地过来的”这个事实。他觉得自己和内地学生不太一样，从本科到硕士，接受的是一整套香港教育模式。香港人的思维和视角正在深刻地改造着他的头脑。

　　在港大特有的学生宿舍文化里，广东话也是新生融入集体的通行证之一。有学生坦言：“不会讲广东话，可能会被歧视。”

　　入学后的两个月内，学校里专门开设了广东话课，专门介绍香港，把太平山顶、庙街都讲了个遍。等到学会了广东话，刘宇开始等待7年期限的到来——成为香港永久居民。这条理由足以使去香港读书多了一层更深的意味。

　　而对于刘宇来说，他已经更懂得规划自己的未来。“如果在美国，突然有什么变化，离开超过3个月，至少我手头还有一本香港护照。”刘宇说，他很在意这本可以自由通行的护照。大三时，系里组织去日本游学，全系只有20个名额，靠抽签决定谁能去。他和另外一个内地生被抽中了，最终却因为护照问题无法成行。“能够去那里比真的去那里更重要。大学里，每到假期，内地学生即使有钱，也只能跟团出游，香港学生就能到处旅行。在香港待久了，也就习惯了不受限制，尤其在这种时候。”

　　在他渐渐了解香港社会之后，这种渴望又带有更加微妙的心理。“香港有各种各样的假期，本地又没什么可玩的，旅行就成了他们度假的方式之一。”

　　现在，刘宇已经不在乎是否在电梯里说普通话了。“因为你不会在乎别人会不会歧视你，你根本不想跟他们发生心理联系。刚来香港的时候，过马路等红灯都很紧张，总觉得没有信心，那时候自己跟这个社会格格不入。”但他仍然不会在广东道这种内地游客频繁出没的地方说普通话。

　　这无疑是内地学生融入香港的最后一道心理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