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阳

　　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从专制法国来到民主美国考察，很惊讶地发现，美国政府拥有的发现罪行、追捕罪犯的手段极少，警察数量也远不及法国，但罪犯漏网的却非常少，究其原因，在于“每个人都认为提供犯罪的证据和擒拿罪犯与自己利害攸关”。

　　故事一

　　吾友感情受挫，在路边小树林里大哭而返，刚走上公路，“噌噌”两辆警车停在身边，他眼圈还红着，茫然地看着下车走近的警察。“有人告诉我们，有人在树林里哭泣，请问是你吗？你现在觉得怎么样，还好吗？”本来觉得没人爱的他，这下也顾不得伤心了，赶紧告诉警察：“ImOK！”后来讲起来他还调侃：“在国内，不抱着倾家荡产的决心，谁敢抱起被汽车碾过的孩子？只有捡破烂的陈贤妹敢管闲事，不光因为善良，还因为她不怕被赖上，穷大胆儿。美国人民善良啊，担心我太脆弱吊死在哪棵树上。”

　　故事二

　　一对来自国内某名校的教授夫妇，来美不几日发生家暴丑闻，而且不是男打女，而是女打男。他们自己在国内可能早就习惯了这样的“打情骂俏”，没想到，美国邻居不习惯，而且还报了警，女教授被抓进去两个月。他们不敢让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知道，怕他们报告给国内的单位，也不好意思让朋友知道，最后，只好求助当地的华人教会，由教会安排人帮他们照看孩子，安排牧师和其妻子每周去探望女教授。被打的老公很体贴，什么也没多说，只冲牧师抱怨了一句：“美国的房子隔音太差了！”

　　故事三

　　本地一老乡，为人颇和善，常相约一起钓鱼。某日却说起，要去申请取消犯罪记录。原来，几年前他带着4岁的孩子去超市买电池，看到孩子在后座上睡得正香不忍叫醒，自忖反正几分钟就搞定，结果他一出来就见到警察站在他的车前。因为美国法律不允许把幼儿独自留在车内，以免其窒息而死，超市的其他顾客泊車时看到孩子单独在车里就报了警。

　　来美国之前，以为美国人人都戴着耳机走在街上，旁边的人掉沟里他还照走他的路，哪可能有这么多的“好事之徒”？类似的事儿好像中国倒是不少。比如夫妻吵架时一语不慎，被邻居以“侮辱伟大领袖”检举了；某女怀了二胎被居委会大妈上报了；有人随口吟了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被人告发，招来杀身之祸；周厉王的时候，因为统治者的特务手段，人们为免除麻烦，在街上遇见熟人连招呼都不敢打，只能“道路以目”。

　　仔细一想，中美两国的好事者，“好”的却不是一回事。当外界压力挤压个体的生存空间时，人们会选择互相伤害来讨好统治者以求自保；一旦外界压力减弱，人们又冷漠到“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因为之前的“关心”并非关心，而是互为监督，人们都知道说不定哪天压力袭来，和善的远亲近邻难免又一夜之间变脸。要么是丛林法则似的血腥撕咬，要么是荒漠似的生机贫瘠。“爱你的邻人”不容易做到，但以邻为壑却很容易成为常态。人与人的关系被权力彻底毒化，所以，萨特的“他人即地狱”在经历了“文革”的一代人心里迅速产生了共鸣。

　　托克维尔看到的居民“提供犯罪的证据”“帮助警察的工作”，这至少需要人们在公务人员面前有足够的安全感，对于公共事务有充分的参与意识和参与保障。不然，即使不幸就发生在身边，“人民群众期盼平安和谐的愿望”也只能靠祈求自己幸运和对别人遭遇的麻木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