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杰

　　不得不承认，我是一个没有语言天赋的人。最简单一个例证，除了说普通话，我不会说其他任何一种方言，甚至连模仿都不会。

　　家乡肯定是有家乡话的，只不过我不会说。从我生下来开始，父母就摒弃了他们说了20多年的家乡话，开始极力给我营造一个讲普通话的优良环境。当然，他们所说的普通话仅限于跟我讲话的时候，在他们交流的时候还是继续使用他们熟悉的家乡话。想必他们从第一次见面、约会、谈恋爱开始就使用家乡话了，因为我的出现让他们不说家乡话，恐怕会觉得对方陌生了吧。

　　我一直都很惊讶他们在两种话语之间的转换之迅速：

　　（普通话）“宝贝儿，坐好。”

　　（家鄉话）“孩儿他妈，开饭！”

　　（普通话）“今天我们喝八宝粥。”

　　（家乡话）“夜天的馍馍快馏一下去。”

　　不同的话语在不同的听众之间游走，连缀成了一段混杂的话语。他们竟然不会弄错，这应该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吧。我相信语言学家应该已经研究过这些问题了。

　　于是，在这样混杂的语言环境中，我学会了说话。当然，只学会了听家乡话和说普通话。

　　不过，也有例外，父母有时也会冲着我说起了家乡话，确切地说，是吼起了家乡话。因为他们发怒了。在他们发火生气的时候，我的“普通话真空气球”便破了个洞，“嗞嗞”地漏着乡土气。这时候，不知父母的语言转换双向开关怎么就失灵了。而在学校，同学们都讲普通话，老师也讲普通话，一个更大的“普通话真空气球”包裹住了我。只有当我“走进社会”“走进生活”的时候，才又能听到讲家乡话的同龄人。那些人几乎全部都是中途辍学的“小混混”。于是，我胆战心惊地发现，以我的年龄而言，家乡话不是一个好的象征：它不是生气时喷涌而出的怒气，就是辍学后混迹江湖的暗号。

　　因此，我没有想说家乡话的欲望了。

　　走出家乡，与更多的同龄人走到一起，我才突然意识到家乡话的重要性。五湖四海、东南西北、城市农村的同学们住在一起，不会说家乡话似乎成了一个笑柄。在同学们看来，家乡话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母语，普通话是后来习得的语言。不会说家乡话，就好像一个人没有嘴巴一样，是一件不太寻常的事情，更好像是一个人没有大脑一样，缺乏一种基本的能力。面对同学们的惊讶和质疑，我心有愧疚：对不起祖宗，我是一个没有扎好根的人。

　　当然，令我哭笑不得的还是打电话：每逢别的同学与家人通话的时候，在唱歌一般的白话抑或是吴侬软语面前，我就不得不变成聋子；即使是在西北方言、西南官话等我可以大略理解的方言面前，同学们乡土味十足的谈话也着实让我羡慕不已，进而引发无限的思乡之情。反观我与父母的通话，则变成了普通话极其标准的宿舍“新闻联播”，其他同学十分无奈，想不听都不行。

　　如果说在学校大家来自四面八方，我不会说方言仅仅是没有为大学生活的语言多样性做出贡献的话，那么，当我离开学校，像一滴水一样迅速融入社会的大河流里时，不会说方言则使我迅速成了异类。当然，这时候我需要会说的应该是当地方言了。

　　置身于粤语地区，不会说粤语倒不至于让我寸步难行，但的确是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以吃饭问题举例，一向对于饮食有较强适应力的我对于粤菜并不排斥，可问题是语言有时候成为诱人美食与我之间的一道鸿沟。单是菜名就让我有点头疼了，不同的词汇系统，造成了一物多名的现象，任凭饭店服务员用蹩脚的普通话怎样解释，我也摸不着头脑。倘若是在路边小吃铺吃饭，那接触的就更是地道的粤语小吃了，不仅不懂词的意思，而且不认识字，更不知道读音了。于是便只好稀里糊涂地领略粤式小吃，然后再查找资料或向本地人请教。

　　再拿问路这件事情举例吧。有一天，我在某步行街的十字路口彷徨，向正在指挥行人过马路的协警问路。得到的答复却全部是听不懂的话语，只得作罢，转向他人寻求帮助。另一日，我正在路口等红绿灯时，身前突然走过来一位面色焦急的妇女“叽叽喳喳”地问路，好不容易等她丝毫不带喘息地把话说完，我很歉意地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说：“不好意思，我听不懂。”然后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问路这件事还好，可以更换问路对象，但在平日的工作中，便无法逃脱不会当地方言的尴尬了。午饭时间，同事们兴高采烈地聚在一起，用方言聊天，我只好孤零零地捕捉着间或蹦出的能听懂的词语，再发挥各种想象力、联想力、推断力，来揣测大家的话题。看来学习语言真是一件锻炼人综合能力的事情啊！

　　朋友告诉我：其实学粤语没有那么难，你别管它九个声调、塞音韵尾之类的，你只要多看看香港电视剧就学会了。我开始畅想，学会粤语以后是不是还可以为我成为港剧的半个专家做些铺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