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梅菊

　　毫无疑问，这个时代的中国盛产富豪。按照一贯在中国造“富人榜”的胡润统计，目前中国坐拥千万资产的富豪数目是96万，这意味着，每1400个中国人中就有1人是千万富豪。

　　但无论是陈光标的慈善困局，还是郭美美满屋子的爱马仕，与这一阶层庞大的且在持续增长的数字相比，当下的中国富人显然尚未学会如何与其巨额的财富和平共处，而当下大多数中国人，显然也尚未学会如何平和地对待这一群体——近10多年来，他们被高度关注、频繁提及却整体性面目暧昧、定论摇摆；他们出身贫苦，来路模糊，他们对财富累积的命运心怀深深的光荣、骄傲与恐惧；他们将成功穿在身上，被来自民意的捧杀或棒喝追逐得无处逃遁，他们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域的财富持有者都不尽相同，他们是中国的富人。而第一代中国富人完成财富积累的时间，大多不超过10年。

　　20世纪，当“美国历史富豪榜”将头把交椅颁给洛克菲勒时，《福布斯》给出了这样的评语：“他不单单影响经济，还直接确定了这个国家的走向。”那么，越来越引人注目的中国富人们又影响了什么？他们又准备要影响什么？

　　从购买LV到冰岛购地

　　当富豪黄怒波宣布自己买下冰岛300平方公里的土地时，几乎没有人对这一举动表现出过度惊诧。因为在黄怒波之前，中国“串包团”早已席卷了巴黎和香港的名牌包店，中国的炒房团早已包抄了新加坡、英国和美国。产自东莞的达芬奇家具可以创下天价，爱马仕在中国的销量以稳健的姿态超越了LV，因为它更贵。关于这一点，冯小刚的电影《大腕》里说得再明白不过：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也许只有外国人越来越不淡定，面对中国人令人瞠目结舌的消费能力，他们不能不回忆起40年前日本“买下全世界”的噩梦。目前，中国买家是伦敦最活跃的海外投资者，很多大陆人在伦敦物色房子（预算800万～1700万英镑）。中国企业的海外收购和扩张在同步进行，从联想收购IBM的Thinkpad业务到吉利整体收购沃尔沃，到最近的中石油收购欧洲的炼油厂和工商银行收购美国东亚银行。国际舆论已经从惊诧、议论到现在的习以为常。媒体的观点已经从“中国人会来收购吗”发展到“中国人会出价多少”。

　　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发达国家疯狂购物，英国媒体更是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北京镑”来形容这一现象。据统计，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仅次于日本的世界第二大奢侈品购买国。“北京镑”涉足的产业不仅是奢侈品消费大牌，也包括地产、汽车、红酒、收藏品等。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内地买家是在伦敦市中心高端房地产市场花钱最多的人。截至2011年2月底，中国大陆买家在高端房地产市场的平均开支达650万英镑，超过马来西亚和香港。《悉尼先驱晨报》日前的一篇报道称，一个持学生签证的中国女孩，完全不懂英语，在房产拍卖时只是不停地举手，结果以约合1143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拍得一套三居室房产。该报称，中国买家抬高了澳大利亚的房价。很多人甚至认为，5月澳大利亚央行加息的举措就是针对中国炒房团制定的。

　　海外消费如火如荼，国内奢侈品消费同样毫不逊色。“世界奢侈品协会”前不久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国内的奢侈品消费总金额达107亿美元，占全球奢侈品消费市场份额的30%。“世界奢侈品协会”报告甚至认为，由于日本地震等因素，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奢侈品第一大消费市场的时间可能大幅提前到2012年。

　　令人震惊的购买力背后，则极有可能是心理层面的炫耀和炫耀之后的自我满足。能睡在“达芬奇”大床上，花掉105万元又何妨？能被“达芬奇”顶灯照耀，花掉188万元又何妨？能打着领结，围上手绢，坐在“达芬奇”餐桌边痛饮国产拉菲，花掉315万元又何妨？

　　在中国，关于财富以及如何消耗财富的故事数不胜数，但当个人行为逐步蔓延为社会之病，那么如何消耗财富便理应被纳入公共讨论。中国自古便有“富人食稻与粱，贫子食糟与糠”之说，甚至倡导“资本主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同样认为：如果富人集团无视穷人集团福利进一步恶化的现状，就可能造成公共的悲剧。从长期看，穷人集团在与富人集团的博弈中，优势地位逐步明显，在稳定的社会中如此，在一个动荡的时期更是如此。这意味着，如今的中国终于到了解决该如何审视富人、富人又何以为富的紧要关头。

　　从失意者到新贵族

　　中国从来都不缺富豪。所谓黄怒波一掷万金买冰岛土地的豪气，怎抵得上战国时期吕不韦以全部身家换秦国的谋略？但从古时的农本商末到今日万物的“泛货币化”，黄怒波们比吕不韦的好运之处在于：多年的浮浮沉沉之后，他们以其财富赢得了物质范围内的空前尊重。而这一尊重，则与一股隐伏在民意中的仇恨形成另一重尖锐对峙。

　　这一局面何以形成？从当年“地、富、反、坏、右”时期被批斗和被摧毁的命运，到后来“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致富春风，再到今日炒房、炒股者占据中国富翁群体半壁江山，以及全民捞金下资本与权力的暗中迎合——中国富人群体形象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短暂辉煌后，再次在信息时代中被一次次颠覆。

　　如今，中国第一代致富者大多已近中年，而他们的子女则含着金汤匙一路狂飙在消费主义的狂欢中。谁还曾记得第一代创业者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争议中，冒着法律和政治风险，一举拉开了中国计划经济闸门的勇气？从这个意义上说，早已在商业浪潮中销声匿迹的“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几乎是个英雄。而如今看来，他在那个时代中创业的社会意义远远大于商业意义。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的一批财富试水者，像柳传志这样的知识分子只是少数，大多数能豁出去、搭上身家乃至性命的是一些社会的“边缘人”。

　　到20世纪90年代初，与80年代一些富人的无意识创业、被迫创业不同，新一拨弄潮儿下海创业中自我选择、主动选择的成分明显提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春波认为，与柳传志、张瑞敏、任正非等80年代创业人喊出的“产业报国”口号不同，1992年后的创业者的驱动力，来自拥有财富的愿望、证明自我能力和获得成就感。

　　1995年，中国大陆富豪第一次出现在《福布斯》排行榜上。这几乎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从此，“财富”二字被大大方方、堂堂正正地写在中国人眼前。再后来，当中国以高速狂奔在GDP的道路上，随之而来的经济浪潮几乎席卷了每一个中国人，公开爱慕并追逐财富不再是耻辱，而是一个中国人最大程度参与国家进程的重要方式。

　　不过遗憾的是，这一财富积累并没有伴随第三方标准的形成——金钱标准反而逐渐打败旧有的道德系统、社会规则乃至法律建设。在财富的挟持下，一些试图倡导与财富对立的概念都被迅速推翻和抛弃。没有人关心其他，除了兰博基尼、爱马仕、拉菲、劳力士、房子、土地……近20年来崛起的富豪，一部分成了权贵资本的受益者，有些则成了精通血酬定律的黑色大亨，他们既无传统中国上流社会的“礼”，又未学得近现代欧洲贵族的魂，他们呼啸着穿梭于酒池肉林，如金碧辉煌的游魂。今天，“达芬奇”是被曝光了，但明天，“米开朗琪罗”还会站起来。

　　有美德的财富才是无价

　　西方经济学界认为，只要存在着一个顺畅的通道，人们能拾阶而上，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就是一件好事情。它刺激不富有的人在通往财富的路上努力打拼，而社会财富的“大馅饼”便在逐财者相互倾轧的过程中，逐渐增大。但在眼下的中国，大多数穷人所看到的，也许只是它的坏处，那就是财富分配的不公，衍生出了以家庭为单位的贫富垂直差距的无限增大：穷人的后代，在赶超富人孩子的竞赛中，将付出比他们的前辈更多的努力。“资本主义的浪潮抬升了每个船只。但毫无疑问，一些船显然要比另外一些举得更高些”。

　　处于社会结构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创新和财富的再分配来得太过迅猛，人们对于这新时代尚未做好充分准备。事实上，因着资本积累过程中第一桶金所天生具有的某种原罪，中国富人正在经历的误解与委屈，几乎是每一个资本持有者所必须遭遇的敌意。也因此，当一个时代的富人以得益者的面目形成稳固的阶层，那么“如何使其所在阶层与更多数普通人所代表的平民达成谅解”，成为富人群体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但这显然又是个极为棘手的问题。尽管面对自身所遇到的问题，中国无法从西方获取答案，但中国富豪今日所深陷的精神和身份困境，从美国第一代资本家的转型经验中，或可为自己找到些许借鉴。

　　事实上，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盗窃国库的贵族”便被用来专指那些马克·吐温描述的“镀金”时代的发迹者，如钢铁大王安得鲁·卡内基。1879年的《纽约时报》如此表达对这批“吸血鬼”的指责：“我们的超级富有的公民中的那么多人是在这里获取财富的，却没有对财富的源泉表示出任何认可，更不用说感激，这是对人类本性的一种怪异的、令人相当不快的暴露。”

　　正如今天的比尔·盖茨表示的，他曾因为拥有巨大的财富而深怀“负疚感”。100多年前的老洛克菲勒也曾有这样的困扰。也正是由这种困扰出发，摩根、卡内基和洛克菲勒开创了一个大规模慈善活动时代——卡内基和洛克菲勒的慈善机构拥有比美国财政部还要慷慨的预算，以及任何官方团体都比不上的行动自由。

　　在美国，你可以拥有极多的财产。但有一个条件，你必须有所回馈，而且必须有人注意到你这样做，否则你就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大人物。

　　反观中国，中国富豪们习惯将成功穿在身上，但不习惯将自己的财富以数字的形式写在富豪榜上，更不愿意为了慈善而出现在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酒桌上。所以，陈光标高调慈善遭遇媒体质疑，史玉柱“喝大了再多捐100万”的微博招来无数痛骂，中国富豪的慈善困局再次凸显：当不捐成为大多数沉默者的选择，慈善极易被抬高为某种道德秀，而高调的慈善则更易形成某种扭曲价值观的负载。慈善不是施舍——如何卸下财富带来的高跷回到地上，也许是中国富豪在学习慈善之前首先要完成的自我纠察。

　　正如达·芬奇曾说：“人的美德的荣誉比他的财富的荣誉不知大多少倍。古今有多少帝王公侯，没有在我们的记忆中留下一丝痕迹，就因为他们只想靠庄园和金钱留名后世。”

　　（孟静摘自《国际先驱导报》2011年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