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uline

　　

　　

　　1918年6月的一天，两位伟大的法官在火车上相遇。77岁的霍姆斯大法官因私事出行，在火车上邂逅时年36岁的勒尼德·汉德法官。汉德是联邦法官系统的一员，而霍姆斯则处于这一体系的顶端。汉德曾经问过霍姆斯很私密的问题：“可为一生无子嗣而悔恨？”霍姆斯沉吟甚久，答曰：“这个世界不是我想将孩子带来的那个世界。”他们之间的另一个故事流传更广——当时汉德还只是在国会山工作的一个年轻人，他曾在华盛顿偶遇霍姆斯法官。两人道别时，汉德望着霍姆斯远去的背影大声喊道：“法官大人，请施行正义。”霍姆斯这时转身告诉汉德：“这不是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是运用法律裁决案件。”

　　让我们回到那列火车上。他们聊起汉德法官刚刚审结的“《大众》杂志起诉帕腾案”。此时的美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反德主战之风尤甚。超市甚至将德国泡菜改名为“自由酸菜”，抹去法兰克福香肠或慕尼黑白肠标签上的产地。在这种氛围下，国会通过了《防治间谍法案》，规定“凡诱使或试图诱使海陆军官兵抗命、不忠或叛变的，将以蓄意妨碍政府征兵罪处断”。随后，数以百计的人因发表反战言论或和平见解而被起诉。

　　此时，《大众》杂志却“顶风作案”，于1917年8月号上刊载了4篇攻击征兵制度和参战决定的文章。新杂志甫一刊印，尚未邮至征订者手中，邮政局局长阿尔伯特·帕腾先坐不住了。他依据《防治间谍法案》，将《大众》杂志列入禁止邮递的名单。《大众》杂志随即向纽约州联邦地区法院起诉，要求法院判决帕腾局长解除禁令。

　　本案的主审法官正是汉德。他力排众议，在判决书中写道：“《大众》刊载的文章虽对战争充满敌意，也不当地鼓励反战情绪，但是，不管这些作品是适度的政治推论，还是过激、不当的谩骂，在美国这个以言论自由为权力最终根源的国家里，人人都享有批评政府的权利……压制这些可能动摇人民意志的言论，无异于镇压所有敌对的评论和意见……言论只有在直接煽动叛乱、反抗等行为时，才构成间谍类犯罪，如果把合法议论当做挑唆煽动，就是驱逐了民主政治的守护神，是最大的不宽容。”这一“有悖民意”的判决，随后被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推翻。汉德法官正是接到了判决被驳回的消息后，坐上了那列火车。

　　略显沮丧的他向霍姆斯法官谈起了这起案件，并向他畅谈了自己对言论限制的看法——即使是批评性意见、具有不良倾向的意见，只要其不直接挑唆犯罪，都应该受《宪法》中有关言论自由条款的保护。不过，霍姆斯当时对此不置可否。

　　之后不久，霍姆斯却在两人的通信中主动提起此事。当时他自己也审理了3起相关案件，并且在判决中以“明显而即刻的危险”作为区分言论是否应受保护的标准。他在读完汉德在《大众》杂志案上的判决后，在给汉德的信中写道：“我所说的‘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和你所说的‘直接挑唆没有本质区别，我搞不清咱们俩的分歧所在。”

　　时间飞逝，汉德法官在联邦地区法院一干就是15年，直至1924年他才被任命为巡回法院法官。他在这一位置上又工作了12年。尽管他终生未进入美国最高法院，却一样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法官之一。

　　1944年5月21日，汉德法官在纽约市中央公园发表著名演讲《自由的精神》，重新提起这个话题。他说道：“自由的精神是什么？我无法给它下定义，只能告诉你们我自己的信念……自由的精神就是，对什么是正确的不那么确定的精神。”不知在那个时刻，他是否想起20多年前那场火车上的邂逅，以及那位已经在9年前去世的前辈。

　　（张明摘自《法治周末》2011年9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