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子

　　再回青海

　　机场里，她站在旁边小声问我：“真的可以吗？”

　　我取出机票，抱抱她的肩：“放心吧。”我理解她的好奇，这是她55年来第一次到机场，将要见到真的飞机。

　　登上飞机，她左顾右盼，小声嘀咕：“不大嘛，电视上看着好大……”

　　飞机起飞的刹那，她明显有点紧张，一下抓住我的手臂。我抽出手来，用力拥着她的肩膀，说：“别怕。”

　　她抿着嘴唇，眼睛盯着前方，不敢再说话。直到飞机开始平稳飞行，我才轻轻松开手，握住她的手，示意她看窗外的天空和大朵的云絮。

　　10月，阳光灿烂，天空湛蓝，云卷云舒。她看了半天，像个小孩子一样高兴起来：“真好看啊，云彩都在半腰上。”她又低头朝下看，忽然大叫起来：“麦冬，你看，云彩下面有房子，都像小火柴盒……”

　　旁边的乘客看过来，善意地笑。她意识到失态，不好意思地看着我，脸红了。

　　我们的目的地是西宁，近两个小时的航程。她年轻时曾在青海待过3年，在一个县城的中学教书。

　　到达西宁市时，已是黄昏，我带她去了青海饭店。她从没住过酒店，喜欢白床单和洁净的地毯。我要了双人床的那种房间，我要和她睡一张床。从那一天起，我就决定要一直和她睡一张床。

　　安置好行李，我让她小睡一会儿再去吃饭，她说太兴奋，睡不着。于是简单洗了澡，我让她换上出发前给她买的大红色毛衣，我带她出去转转。

　　她对西宁印象最深的是东西大街和路口的民族商店，说那时候她去西宁，一定会去民族商店看看。

　　可带她出来，她还是犹如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这些年，城市变化太大……好在民族商店还在，依旧出售她曾经喜欢的一些商品，如回族女子的头巾、藏刀、彩色的帽子……

　　给她挑了一顶帽子和一条藏银的手链，帮她戴上，她脸上又露出羞涩的红润。她没有拒绝，只问我：“好看吗？”我说好看。

　　我带她吃了手抓羊肉。也许是因为一直处在兴奋中，她的精神看上去好了许多，胃口也不错。反倒是我没有胃口，一直看着她吃。记忆中这么多年，她一直喜欢看着我吃东西，好像我多吃一些，她也会长高，会健康。现在，我想看着她吃，想一直这样看着，看很多年。

　　没有吃完的两份菜，她问我要不要打包。我摇头：“不，这次咱不吃剩的，明天再换别的吃。”

　　她笑起来，说：“好，这里好吃的多着呢。”

　　我点头：“咱都吃一遍。”

　　罹患肺癌

　　她有些变了，这几天忽然变得豁达起来，不再是以前那个斤斤计较着过日子的妇人了。见她精神好，我决定和她到饭店附近的夜市转转。那是挂满红灯笼的烧烤街，很长，很繁华。

　　她喜欢那些红灯笼，那么多，一排排亮着。在最多的一片红灯笼前，我给她拍了几张照片。她的红毛衣和红灯笼相互映衬，非常好看，甚至有喝到微醺的大眼睛、高鼻梁的小伙子偷偷在她背后抢镜头。她察觉后，回过头跟他们搭讪。一个小伙子叫她美女，她说：“我是美女她妈。”

　　我们都大笑，她也笑。以前，她不太爱开玩笑。生活太局促，那么多年，她只顾一门心思埋头带我朝前赶，没有时间和心情来做这些闲散的事。而现在，她好像一下子释放开来，什么都可以放慢，什么都可以不管，只去享受这些平凡的快乐。

　　晚上9点半，她看上去意犹未尽，但确实应该休息了。我告诉她，我们有许多许多时间，明天再来。

　　那晚，直到她睡去，我一直醒着。透过一丝灯光，我依稀看到她沉沉睡去的面容，仿佛摆脱了多年和生活抗争的疲惫，反倒透出几分让我陌生的安详。

　　我知道这些年，她真的很累。在被子底下，我轻轻伸出手，环住她的身体，把脸靠在她温暖的背上，没有哭，但心一下一下疼痛着。她好像感觉到了，握住我的手。

　　在西宁市待了两天后，我借了同学的车带她去青海湖。

　　在她眼里，我一直都是个小仙女。从小到大，她再节俭，也要我留长发、穿华衣、弹钢琴、学跳舞……她自己却为了小仙女，从一个年轻姑娘孤单地变老……

　　6年前，我大学毕业找了工作，竭力鼓动她找一个男人。没想到她很骄傲，看不上身边那些男人。

　　她不责备我和她一样挑，眼看“奔三”了还是一个人。不过，工作后，我还是答应她要给自己攒一份丰厚的嫁妆。我知道，她也在给我攒。她说，女人有经济实力才更有底气，最起码不能靠男人养活。我们像一对财迷，喜欢在一起“晒”存款，直到她因身体不适做常规检查，查出患有肺癌。

　　我没有瞒她。她太清醒而敏感了，或许她一直有所防备——我不曾谋面的外公就死于肺癌。她知道有些东西会藏在血液里，但是她说：“麦冬，别怕，你不会受影响的。我不会把这些不好的遗传给你。”

　　非她亲生

　　由此，我才知道我的身世——我是她在青海湖边捡到的一个被遗弃的小孩。那年，她25岁，正要离开青海回中原的家乡。那是她离开前最后一次去青海湖，去和她喜欢的湖水、飞翔于湖面的飞鸟告别。

　　那个年代，一个未婚姑娘带回一个小孩，命运可想而知。她一直没有结婚。在我的记忆里，生活中只有我和她，以及走动不多的亲戚。到后来，只剩下我和她。

　　我一下子就崩溃了，不是因为知道了身世，而是因为心疼她。医生说，不要做手术了，否则结果可能会更糟。她理智地接受了这样的结果。

　　可是，许久不联系的亲戚们蜂拥而至，坚持让我带她住院，做手术。他们都告诉我，她曾经为我付出了什么，现在，是我报恩的时候了。连邻居都频繁上门。

　　但我定下心来，相信医生的。我知道我该做什么，才是对她最好的爱。

　　那天，我对她说：“妈，咱们不待在医院里，我带你出去走走。”

　　她想了想说：“好。”又说：“我想先回青海看看。”

　　我辞了职，把银行卡里所有定期存款转成活期。我要花掉所有的钱，带她去那些她一直向往却不曾去过的地方，给她买她不曾穿过的华衣、不曾尝过的美食……医生说，她还有半年的时间，因此我要做的事情有很多。

　　她没有拒绝我的安排，忽然顺从起来。在我和她离开之前，她的弟弟——我的舅舅——给了我两巴掌，说她养了一只白眼狼。

　　“白眼狼”红肿着半边脸，义无反顾地带着她去了机场。

　　这是她人生最后的时光，我每天晚上睡在她身边，和她一起吃饭，一起走路，一起洗澡……每分钟都和她厮守在一起。我们去了许多地方，青海、云南、海南、浙江，每天拍许多照片，找到网吧上传，然后清空相机里的照片，继续拍。

　　她穿着彩衣，在所有的镜头前对着我微笑，像一朵花最后的绽放。

　　她说：“麦冬，我热热闹闹地花了你的钱，热热闹闹地跟你过了这段日子，该享受的都享受了。以后我走了，你不要太悲伤，好不好？”

　　我紧紧抱住她说好。这是她给我的最后的爱——不拒绝我对她最后的付出，也不在医院里徒劳地和死亡艰苦抗争，忍受疼痛的折磨，而是微笑着在美丽的景色中以花的姿态凋零。

　　（余娟摘自《家庭主妇报》2011年第2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