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岭

　　战争中，最美丽和宝贵的女性气质是什么？

　　是坚忍、顽强、决绝、恒力、牺牲的勇气？不，不仅仅是这些，因为这些男人那儿同样有，且更应该有。

　　看苏联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姑娘们留给我的不仅仅是这些。当下沉的李莎从沼泽中仰起脸最后一次注视阳光时，当不愿拖累同伴的丽达把枪口对准受伤的躯体时……不，不仅仅是这些，那值得她们用生命去诠释和演绎的，不仅仅是这些，还有别的，更重要的。

　　在尤·邦达列夫的散文集《瞬间》中，有一篇名为“女性气质”的短文，描述了他在卫国战争时期对女性美的一次感受——

　　“我永远忘不了她那低垂在无线电台上的清秀面孔，忘不了那个营参谋长隐蔽所……我在快要入眠时，透过昏昏欲睡的迷惘，怀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愉快，看见她那剪得很短的、孩子式的金黄色头发周围有某种发白的光辉。”

　　在一片由男性躯体构筑的血与火的工事里，女战士是一幅多么神奇的剪影，一盏多么鼓舞夜色的灯！她足以让苦难和牺牲变得可以忍受，让焦土与黑雪难掩生命之春的勃发，让持枪少年在激战前不再因恐惧和迷惘而大睁着双眼——从此，让他久久不能入睡的，是姑娘的羞涩，是她逼人的体温，是完全不同的异样气息，是白天她有意无意的一瞥或浅笑……

　　在这座钢筋水泥的掩体里，她，以蝴蝶一样的柔软，掀起了大片喧哗，像石子落在水中，像一粒种子冲进了泥土；是她，悄悄把一抹粉红色的幻影埋进那些厚实的胸膛；是她，让每个喊着“报告”接受命令或完成使命而来的人，眼神里多了一番焰火般的急切搜索……

　　更是她，让一位受其目光送别的出征者，突然有了一份幸福的豪迈、一种惊人的战斗力、一股暗暗抱定的决心：一定把胜利带回！即使不能亲自带回，也要托别人捎给她……让她骄傲，或者怀念。

　　她安静的存在，对粗犷的生命来说，是一种奇妙的从感官到精神的抚慰，一股麝香般的温暖，一次芬芳与甘甜之饮……既形而上，又形而下。

　　她是大家的女神，“喀秋莎”女神！

　　一天黎明，不幸发生了——

　　当3个德军俘虏被押进隐蔽所时，“我突然看见，她，无线电报务员韦罗奇卡，慢慢地，被吓呆似的，一只手扶着炮弹箱，从电台旁站起”。当其中一个献媚着冲她笑时，“她的脸猛一哆嗦，接着，她面色苍白，咬着嘴唇走向那个俘虏，仿佛在半昏迷的状态中，她侧身解开了腰间那支‘瓦尔特手枪的小皮套”。

　　一声闷响，惨叫，倒下。

　　“她全身颤抖……双手掐住喉咙，恨不得把自己掐死，歇斯底里地哭着，抽搐着，喊叫着，在地上打起滚来。”她清楚地认得他——一个侵略者，该死的！一个该被毫不犹豫诅咒的人。而作为俘虏，一个无法再对别人构成伤害的人，他却是陌生的。现在，这个陌生人遭到了袭击，即将死掉。

　　她骤然变了。温柔变成了粗野，恬静变成了狂暴，小溪发起了洪水……那枪声无情地洗劫了她的美，惊飞了她身上的某种气质，也吓傻了所有对她暗恋和憧憬的人，仿佛瓷瓶褪去了最珍贵的光芒，沦为色泽暗淡的糙坯……

　　大家痛心地看到：一盏曾多么明澈的灯，正在被体内的浓烟吞噬，像一只发疯的动物在自我肉搏。这绝非战斗，而是撕咬，是发泄，是报复。

　　她成了一个病人，让人怜悯的病人。她甚至有了一副敌人的模样——那种凶悍的模样。

　　“此时此刻，这位苗条的、蓝眼睛的姑娘在我们面前完全成了另一副样子，这副样子无情地破坏了她以往的一种东西……从此，我们对她共同怀有的少年之恋，被一种嫌恶的怜悯情绪代替了。”

　　愤怒，像一股毒素，会顷刻间改变一个女人的仪容，会将光洁的脸孔拧出皱纹，让安然的额头失去端庄。

　　她不再是一个完美的女人，不再是一名战士——战士是不会向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开枪的。她破坏了子弹的纪律，背叛了武器的纯洁性。现在，她只剩下了一个身份：复仇者。

　　即使有再深刻的缘由，也已无济于事。

　　“谁都不知道，1942年部队在哈尔科夫附近被敌人包围的时候，她曾被俘，4个德国兵强奸了她，粗暴地凌辱了她，然后侮辱性地给予她自由。”

　　“她出于仇恨和复仇之心，确信自己的行为是正义的，可是我们，在那场神圣的战争中问心无愧地拼杀过来的人，却不能原谅她。因为她向那个德国人开的一枪，击毙了自己的天真、柔弱、温情和纯洁，而我们当时所需要的，正是这种理想的女性气质。”

　　理想的女性气质？

　　细腻、温润、母性、单纯、宁静、无辜、柔软……这是士兵邦达列夫的全部答案？

　　我想，不仅仅是这些。这些仅是一种天然性征，一种“哺乳气质”，一种由生理焕发出的美德。这是日常和通俗意义上的气质，而非战争环境中的理想气质。

　　1999年，我翻开诗人叶夫图什科的一本书《提前撰写的自传》，里面关于妇女的一件事突然唤醒了“我”——

　　“1944年，母亲和我回到莫斯科。在那里，我才第一次有机会看到敌人。如果没记错的话，那是25000名德国俘虏排成的一长列，通过首都的街道。

　　“俄罗斯妇女做着繁重的活儿，手都变了样，嘴唇上没有血色，瘦削的肩膀承担了战争的主要负担。这些德国人，很可能对她们每一个人都作下了孽，夺走了她们的父亲、丈夫、兄弟、儿子。妇女朝俘虏队伍走来的方向怒目而视……走来的德国兵又瘦又脏，满脸胡子，头上缠着沾血的绷带，有的拄着拐杖，有的靠在同伴肩上，都低垂着头。街上，死一般静，只听到鞋子和拐杖缓缓擦过路面的声音。

　　“我看到一个穿俄式长靴的女人，用手拍了一下民兵的肩头说：‘让我过去。

　　“这女人声音里含有点什么似的，民兵当命令一般让她过去了。她走进行列，从上衣袋里拿出一块用手帕仔细包好的黑面包，递给一个疲惫不堪的俘虏……这一下，其他女人都学她的样子，把面包、香烟掷给德国兵。

　　“他们不再是敌人，已经是人了。”

　　人——诞生了。

　　她似乎在对那个满脸胡楂的男子说：活下去，永远不要再杀人！

　　我突然明白了那些俄罗斯妇女心底的理由：比胜利更宝贵的，是和平！把一个敌人变成“人”，比打败一万个敌人更重要！

　　我猛然醒悟：和平，“和平气质”，不正是最美丽的女性气质吗？

　　其实，无论宁静、柔软、母性、善良、慷慨，还是“无辜气质”“哺乳气质”……它们都有一个更饱满、更贴切的名字：和平。

　　比拼杀更耀眼的，是温存；比血腥更有力的，是芬芳。

　　显然，士兵邦达列夫所幻想的，正是这个。战争中最优雅的女性气质、最宝贵的雌性气息，正是那种避开炮火磨损和仇恨侵蚀、不受血气浸泡而完好保留下来的人性芬芳——天然的“和平气质”！无数男人英勇杀敌以致血流成河要换取的正是它。

　　保卫女人，更要保卫她们的“和平气质”。没有比看到女性身上的和平芳香不被改变更令战士为之鼓舞和欣慰的了。

　　这比杀死100个敌人更像战士的成就。

　　而对女人自己来说，保卫身上的“和平气质”，比亲手扣动扳机更伟大。

　　（心如摘自书海出版社《精神明亮的人》一书，图选自山东画报出版社《英国版画集》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