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雯

　　1969年，我随父母在河南“五七干校”生活已经一年。一家人本来在一起，但那一年我很少见到父亲。母亲说，父亲去和一个农民学种稻子，要全学会了才能回来，还说，父亲的师父朱麻子是种稻子的好手，父亲跟他学也能成为种稻子的好手。我隐约记得父亲说过，他小时候不喜欢种地，所以从小离开家去县城上学，他的弟弟（我的叔叔）却喜欢种地不喜欢上学，所以成了种地的好手。不喜欢种地的父亲为什么去学种稻子呢？我那时只有8岁，想不明白。

　　一年见不到父亲，想他；因为父亲最喜欢我，就更想。父亲那年大年三十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半夜，我和弟弟都睡了。我睡觉一向很轻，父亲轻轻地敲门，悄悄地进门，我还是醒了。眯着眼看去，父亲从挎包里掏出一块猪肉和几斤白面给妈妈，说是朱麻子把家里的年货分了一半给他。昏黄的灯影里，我看见父亲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皱巴着，高大而精瘦的身躯弯曲着，全不似以往那样干净整洁。少儿不识悲，我不懂得发生了什么。那一夜，父亲英俊的脸像秋天的落叶，温厚的声音像远处的炊烟，至今依然清晰地映在我的眼里和心底。

　　1973年，父亲的腰被掉下来的一整袋化肥砸成重伤，干校特批他回北京治疗，并且可以带一个孩子一起回北京。他带了我，母亲和弟弟还留在农村。这一年的大年三十，在临时分的宿舍里，只有我和父亲，父亲忽然问我还记不记得朱麻子，我说记得。父亲显得很高兴，说这个朱麻子教会了他种稻子的所有程序，从选种到收割。那是我第一次听父亲详细说起他和朱麻子的故事。

　　那时父亲正在接受审查，在一个村里被监督着劳动不让回家，更难受的是不让他睡觉，最难受的是他一辈子谨慎做人却不知道此时做错了什么。那个村里有个农民姓朱，四方脸，小时候得天花落下麻子，人们都叫他“朱麻子”。他要求父亲跟他学种稻子，获准后，就一直以“师父”的姿态保护父亲。那年的大年三十，父亲被特批回家，朱麻子把家里的一头小猪杀了，切了一块肉连同几斤白面，硬塞进父亲的挎包，并坚持送父亲一程。朱麻子不吭声，低着头只管走，父亲几次让他回去，他像没听见，一路沉默。大约走了三十里，过了一条河，朱麻子站住了，说：“你走吧，我看着你走。”父亲渐行渐远，不时回头，看见朱麻子还站在原地，渐远渐小，最终消失在慢慢暗淡下来的天际。父亲说到“过了河”，就戛然而止了。

　　我从来没见过朱麻子，此刻脑子里有了个清晰的形象，四方脸，黝黑的，有些麻点点，沉默而坚定。父亲躺在床上，我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只觉得父亲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像是在对我讲，也像是在自言自语。此后，这个故事父亲对我讲过很多次，每次讲到“过了河”，声音就戛然而止了，而朱麻子这个形象，就会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父亲最后一次讲这个故事是在1988年冬天，在医院的病床上，也只有我和父亲。我怀疑这个故事父亲只对我一个人讲过。这次父亲讲到朱麻子送他时低着头只管走时，用了他家乡的方言“啃着头往前垒”，讲到“过了河”时，竟然哽咽了。我忽然想到朱麻子为什么一定要送父亲“过了河”。是不是怕父亲有轻生的念头？而父亲为什么每次讲到“过了河”就停顿了，那时父亲是不是真的动过轻生的念头？因为那之前不久，有一个叔叔投河自杀了。父亲那时病重，我没有和他确认这件事，但我心里认定，父亲和朱麻子的交情是过过命的。

　　父亲在1969年大年三十“过了河”，却终于没有走过1988年的那个冬天。一个灰蒙蒙又阴沉沉的早晨，我满怀唤不回父亲的绝望，向病房的窗外望去，看到的是枯干的树枝刻在昏黄的天空上。

　　这个记忆，穿过了四十年的岁月，至今依然流向那片土地和那条河。

　　（康延摘自《南方周末》2011年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