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夏天，这是一个没有轰炸、没有炮击的夏天。这年夏天，城里出现了第一批战俘。
两辆坦克发出一阵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冒着一股股黑烟，从街道上驶了过去，在环城运河转弯的地方消失不见了。随后，从一栋大楼的楼角后闪出一支不太整齐的德军战俘队伍。人们站在列宁格勒这条不算太宽的街道两旁，默默地打量着这些战俘。
突然，人群中响起一个女人声嘶力竭的叫喊声：“混蛋！畜生！”紧接着，一个手臂细瘦、双拳紧握的老妇人推开前面的人，朝走在队伍边上的一个年轻德军战俘扑了过去。那个红发战俘没有防备，脚下绊了一下，差点摔倒。一个守卫的士兵急忙跑过来，说：“别这样，老妈妈！您跑到这儿来干什么？他会受到惩罚的……”
老妇人浑身颤抖，想说点什么，但没说出来，只是双唇不停地颤抖着。她被人扶到一旁，坐到大楼门前的石阶上。
“你这是干什么？你傻吗？你就是打死他，也换不回你的亲人啊……而且也不止你一个人这样……”一个和老人相识的妇女边安慰着她，边用手绢扇着风，擦着两鬓流下来的汗水。
娜杰日达·巴甫洛夫娜朝她们走了过来：“你要哭就哭吧，哭一会儿心里会舒服一些。”
“我的眼泪早就哭干了……”老妇人用青筋暴露的手抹了一下眼睛说，“我就是看不下去这些禽兽，看不下去。”
娜杰日达·巴甫洛夫娜住在一栋七层楼的一楼，大楼是德国人在革命前建的。全家人都回来的时候，家里有点拥挤。每天，先是丈夫费多尔·尼古拉耶维奇从工厂下班回来，然后是儿子科连卡从技校放学回来，最后再把女儿丽托奇卡从幼儿园接回来。娜杰日达·巴甫洛夫娜生女儿的时候已经50岁了。丽托奇卡是在列宁格勒被封锁后的第一个冬天死的，她是饿昏过去后不知不觉地死的。
留在娜杰日达·巴甫洛夫娜记忆里的女儿还非常幼小，尖尖的小鼻子，细细的手指，一双握得紧紧的小拳头……她难过了一阵子，哭了一阵子，去了一趟教堂，心里平静了许多。
科连卡7月份去当了志愿兵，8月份就在卢加牺牲了。丈夫费多尔·尼古拉耶维奇本来有免服兵役的证明，所以先在阿森纳军工厂干了一段时间，但没干多久，也去了前线。家里现在只剩下她一个人了，但她相信丈夫一定会回来。她无论如何也要活下去，不然这个支离破碎的家谁来迎接丈夫呢？
最近她同时收到了两封丈夫写来的宝贵家书。她把信紧紧地贴在胸前，就像抱着丈夫一样。谁知道这场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呢，大家什么时候能回来呢，而且大家真的都能回来吗？但她心里隐隐预感到漫长的等待就要结束了，幸福的一天就要来临。第一次看见这支缓慢前进的战俘队伍的时候，她也从家里跑出来。像很多人那样，她也想亲眼看一看这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禽兽，他们到底有多么可怕。
他们想要什么，这不难猜到，就是活下去，回到自己的家乡。可他们现在在想什么呢？是仇恨？是后悔？是痛苦？从他们苍白木然的脸上什么也看不出来。现在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群敌人，现在他们已经不再可怕，已经被俘了。突然传来的那声女人的叫喊声打断了她的思路，让她的内心失去了平静和宽容。他们当然是畜生！他们当然是混蛋！但好像也不尽然。就说那个慌慌张张地躲避追打的德国小兵吧，也许上战场还没几天，并不像野兽。
娜杰日达·巴甫洛夫娜在家里一整天都在想着那个受了惊吓的德国小兵，他长得又瘦又小，红红的头发，跟她的儿子科连卡没有一点相同的地方，也许年龄一样大，也那么年轻。他肯定也有妈妈，他的妈妈早晚会等到自己的儿子。但很多其他德国士兵的妈妈也会像娜杰日达·巴甫洛夫娜一样，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在痛苦的回忆中艰难地活着，那些母亲也无法避免遭受这样的痛苦。因为在战争中，死神可不管你是哪个民族的。这条街的尽头是一栋被炸毁了的大楼黑乎乎的框架。残存的墙体和有些尚未塌落的楼板随时都有倒在有轨电车道上的可能。
这些战俘开始拆除这栋房子。他们干得很麻利，像一群蚂蚁爬在砖头上似的，一两个星期就拆掉了这栋被炸毁的房子。娜杰日达·巴甫洛夫娜往窗外看了很长时间，看那些战俘们怎么干活。她很惊讶，他们为什么干得那么卖力气？难道是有人答应了可以早点放他们回家吗？可战争还没结束呢。这个活可耍不了滑头，拖出来，扔出去，得不停地干。那些守卫的士兵并不干活，他们有自己的任务，要看着这些战俘，别让他们跑了。可他们又能跑到哪儿去呢？
有一次，娜杰日达·巴甫洛夫娜去那栋被炸坏了的大楼对面的面包店时，无意中又看见了那个被她的邻居袭击过的红发年轻德国战俘。他坐在一根木梁上，伸着两只穿着大大的军靴的脚，把船形军帽里朝外翻过来擦着脸上的汗和石灰。一个军士长，也就是战俘们的队长，正在按照守卫士兵们的吩咐朝他大喊大叫。而守卫的士兵既不满意这个又瘦又小的战俘，也不满意那个军士长。他徒劳无功。娜杰日达·巴甫洛夫娜看见那个红发战俘正把自己被茧子磨破的双手伸给军士长看，向他解释着什么，但军士长不听，命令他拿起那根沉重的撬杠继续干活。
一大早，往那片废墟运送战俘的汽车就“轰隆隆”地从窗外开了过去。娜杰日达·巴甫洛夫娜从家里出来，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朝那边走了过去。
中午，有车用军用水桶给战俘们送水来了。战俘们排起了队，有的人还拿出用手绢包着的面包吃了起来，有的人就只能喝点水对付了。娜杰日达·巴甫洛夫娜的目光在寻找那个汉斯，她这么称呼那个红头发的年轻德国战俘。在那群蚂蚁似的人群中，她很快就找到了那个笨拙瘦小的身影。看着这个小战俘每次咽水时，细细的脖子上突出的喉结一动一动，娜杰日达·巴甫洛夫娜觉得他非常可怜——要是能给他点吃的该多好啊。
娜杰日达·巴甫洛夫娜回到家，切了几片黑面包，抹了点猪油。再放点什么呢？真没什么可送了。她从只剩下半罐的糖罐里取出两块糖放在上面，然后又取了一块。她用一块干净的白布把东西包好，仔细地打了一个结。现在只要把它转交给那个小战俘就可以了。
眼前这个嘴唇厚厚、表情木讷、宽鼻子下面长着小胡子的守卫，一看就是个善良的人。可虽然他长相善良，但违反看守纪律的事他却怎么也不干。
“不行，老妈妈，不允许转交给他们任何东西。请离开这儿。”
“我让你们转交的又不是炸弹，不过是块面包而已。你自己也有孩子吧。你看看那个又瘦又小的红头发家伙，”娜杰日达·巴甫洛夫娜边往守卫手里塞着小包边说，“别人都在吃东西，可他只喝了点水。”
“我已经说过了，不行。”守卫皱起了眉头。
“既然不行，就不用你转交了，”娜杰日达·巴甫洛夫娜突然不再坚持了，“你把他叫过来，让他自己来取。”
又有一个守卫走了过来，这个守卫比较年轻，但级别更高。他打开小包，把一块滑落出来的糖扔进了自己的嘴里，然后把那个战俘队长叫了过来。这个年轻的守卫先用手比画着向他解释了一番让他干什么，然后又用德语补充了一句：“快点！快点！”
红发战俘终于走过来了，但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年轻的守卫把小包塞到他手里，说：“快吃吧，弗里茨，别忘了这位俄罗斯老妈妈。”
“妈妈……好……好……谢谢……好……谢谢。”这个德国人一会英语，一会俄语，一会德语地结结巴巴地说着，脸红得连雀斑都看不清了。他走到旁边，坐在一个翻过来的担子上，拿出了面包。那块面包在他的嘴里嚼了很长时间，望着那位远去的俄罗斯妇女的背影，他怎么也咽不下去。她又回过头来朝他挥了挥手。“谢谢！”这个德国人用德语再次表达自己的谢意。
只有回到这间他们已经生活了一个多星期的营房里，他才可以休息。躺在坚硬的床铺上，他忘记了一切。他不想回忆过去，也不愿憧憬未来。他只希望最后一切都会好起来。最重要的是他还活着，他要回到自己亲爱的故乡德累斯顿，妈妈会在家里等着他。爸爸也会从意大利回来，一切还会像战前的样子。该怎么报答这位同情自己的俄罗斯妇女呢？该怎么报答她的善良呢？他一无所有，也就是说，他只能用自己的双手为她做点什么。他父亲是一个手艺不错的木匠，从小父亲就教过他木匠活。
营房里的双层铺板是德国战俘自己动手搭的，当时床不够用。搭铺板时还剩下了一些木方、木板和钉子。他决定做一个既漂亮、又轻便的凳子，但需要钢锯和锤子，他要努力争取一下。
营房管理员弄明白了这个红发德国人的请求后，给什么人打了一个电话，商量了一下，然后告诉他说，让他先给食堂做几个长条凳子，然后再做自己的小凳子。
第二天，收工回来后他便开始忙开了。傍晚时分，一个崭新的小方凳就做好了，四角刨成了圆弧形，为了方便搬动，凳子面中间挖出了两个可以伸进手指的小洞，还没完全干透的油漆闪着蓝光。
而那天娜杰日达·巴甫洛夫娜到那片废墟上去了好几次，也没看见汉斯。是不是他出了什么事？她又给他带来了吃的。这次她带来的是用小纸袋装的几个煮熟了的土豆，上面撒上了点盐，当然也没忘放上一块糖。
“你怎么了，老妈妈，你打算在这儿开一个给养补给站吗？”那个已经熟悉了她的守卫开玩笑说，“你自己吃了多好。你看你自己瘦的，都皮包骨了。”
“他跑到哪儿去了呢？”娜杰日达·巴甫洛夫娜心里一直琢磨着，“也许是得罪了什么人，对人家不恭敬而被罚了。”
她无功而返，在房间里漫无目的地来回转悠着，好像丢了什么东西似的。为了赶走心里的不安，赶快把这一天打发过去，她开始洗衣服。可等她把拧干的衣服都挂到后院的劈柴棚子后面去了，心底的不安还是一点没减少。她的双腿不知不觉又朝那片废墟挪了过去。
战俘们已经收工。那些动作快的已经跳进汽车，好在车厢两边的长凳子上占个座位，其他人都坐在铺在车厢里的帆布上。
娜杰日达·巴甫洛夫娜躲着看守的士兵，朝那辆卡车走过去，她想把自己带来的这一小包吃的交给什么人。
“喂，喂。”有人在喊她。
她转过身，看见身旁站着一个比其他战俘胖得多的德国人，他在对她说着什么，边说边打着手势。在他说的那些话里她只听懂了一个词，就是汉斯。德国人从她的眼神里读懂了她的不安和疑惑，于是用生硬的俄语说：“很好，汉斯，很好。”娜杰日达·巴甫洛夫娜急忙把小包塞到了这个德国人的手里，稍稍放下心来，回家去了。
第二天上车的时候，一个守卫朝汉斯又喊又叫，想从他手里夺下那个小凳子。
“你要带着凳子去哪儿？”
汉斯怎么也不肯松手，抓得紧紧的。
“长官，请您允许……可以吗？”汉斯用德语夹杂着俄语请求着。
“你快松手吧。他愿意把凳子顶在脑袋上你也别管。你怎么，不舍得啊？”另一个守卫的士兵过来解围。
战俘们七手八脚地把汉斯推上了卡车，把那个小凳子藏了起来，免得让守卫的士兵看着不顺眼。
一辆辆沉重的大卡车又从窗外驶了过去，震得窗户“哗哗”响。娜杰日达·巴甫洛夫娜往窗外看了一眼：战俘们从车上跳了下来，拿起铁锹、担子开始清理那块地了，原来那栋五层楼的楼房现在只剩下一小堆垃圾了。
娜杰日达·巴甫洛夫娜的茶还没喝完，门铃响了。铃声很短，很突然。肯定不是邻居，她的那个女邻居不这样按门铃。
“谁？”娜杰日达·巴甫洛夫娜问了一句，听见门外传来几句模糊不清的说话声，她也不害怕，打开了房门。
门外站着的是汉斯。这不是做梦，也不是幻觉。他一只手拿着那个蓝色小凳子，一只手攥着从头上摘下来的船形军帽。
“这是给您的礼物，俄罗斯妈妈……”汉斯用自己的母语激动地快速说道。
如果娜杰日达·巴甫洛夫娜能听懂德语的话，汉斯最后的一句话是：“我永远也忘不了俄罗斯妈妈的善良。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是法西斯。不是这样。”
娜杰日达·巴甫洛夫娜拉着汉斯的手，把他领进了屋里，虽然她不明白他在说什么。汉斯把凳子放在了门厅里，笨拙地弓下身子，拥抱了一下身材瘦弱的娜杰日达·巴甫洛夫娜。他身上的石灰让娜杰日达·巴甫洛夫娜喘不过气来，他脸上刚刚长出来的火红柔软的胡须触到了娜杰日达·巴甫洛夫娜的两腮。最后，他快速捡起掉在地上的军帽，跑出了娜杰日达·巴甫洛夫娜的家。
是这栋楼的看楼人安德烈给汉斯指的路。他很快就明白了汉斯要找谁，因为他不止一次看见过娜杰日达·巴甫洛夫娜拿着小包去那片废墟。
战俘们又清理了两天那块地方。这两天满头白发的娜杰日达·巴甫洛夫娜都来给汉斯送吃的，有什么就给什么。所有的守卫士兵都认识她了，也不再赶她。汉斯只要从远处看见她，就马上放下手里的活跑到人行道上来。她把小包交给他，他们用目光进行短暂的交流。她的目光中充满了怜惜和慈爱，他的目光里满是谢意和感激。
两天后，战俘们或者是被送到别的地区去了，或者是从城里被派到城外去了，他们再也没有在这里出现过。那栋被炸毁的大楼被拆除后那里修了一个小广场，妈妈们经常推着婴儿车来这里散步。那个小凳子在厨房里用了好多年。娜杰日达·巴甫洛夫娜每次把小凳子搬过来坐下，就会想起红头发的汉斯。
“费多尔，你不是木匠。你做不出这样的凳子来。”娜杰日达·巴甫洛夫娜对丈夫说。
“我怎么能和那个手艺人比呢？”费多尔似乎有些生气地说，“我还杀过那些手艺人呢。因为他们的脑门上也没写着谁是木匠，谁是法西斯。”
（梁衍军摘自《译林》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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