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涵漠

　　一位重度角膜炎患者重见光明，两位尿毒症患者有了新的肾脏，一位肝硬化患者有了生的希望。这些幸运，都来自一位因车祸去世的年仅22岁的湖北大学生张磊。

　　2011年5月31日早上6点半，张磊已经起床了，他刚刚结束在京山中医院的实习，正准备去医院取实习鉴定，父亲张天锐像往常一样早早开始准备一天的活计。

　　这个家庭还欠着学校一年的学费——4800元。这笔钱，他们很快就要攒够了。未来的生活看上去挺有盼头，等交了钱拿到毕业证，22岁的张磊也许就将成为医护行业中稀缺的男护士——如果他能够躲过那场车祸的话。

　　这就是我们的家，所有的家当

　　张磊家在距离武汉150多公里的荆门市京山县。张天锐今年49岁，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旧背心，又黑又瘦，满脸胡楂，总是皱着眉，额头上的皱纹就像是用刀刻上去的。母亲胡久红48岁，是个矮小的女人。她撩起裤腿时，你会看到她的右腿只有左腿一半粗细，小儿麻痹症影响了她的一生。她走起路来很慢，一脚高一脚低。

　　在一间门市房前，张天锐拉起卷闸门，神情木然地说：“这就是我们的家，所有的家当。”

　　这是一个30多平方米的铺面，屋子被一个小木柜象征性地隔成两半。外面半间几乎被几十个脏乎乎的煤气罐塞满了，仅仅留出一条通道。屋里到处是煤气味。里面10平方米左右的半间才是这个家庭真正生活的地方。除去一个淡绿色的冰箱和一台100元钱买回来的二手彩电，再没什么像样的家电。

　　但就连这间简陋的屋子也不是他们的财产，而是每月500元租来的。这对夫妇很早就下岗了，除了力气，他们再没有什么求生的本领。张天锐做起了搬运工，每爬上高楼换一个重达30公斤的煤气罐，他能获得5元报酬。而妻子因为残疾，只能在家洗衣做饭，几乎没有收入。

　　张磊是他们唯一的孩子。过去，张天锐每个月给儿子400元生活费，后来物价涨了，张磊的生活费也涨到了600元。对张家来说，这笔钱得攒上好一阵子，张天锐必须为此扛120个煤气罐。胡久红从来没有将这笔钱一次性汇出过，只能每10天给武汉的儿子寄200元。

　　每逢放假，张磊就推着小车去附近帮父亲送气。“他不像别的孩子那么聪明、读书好，但就是蛮听话也蛮老实。”张天锐慢慢地说。

　　胡久红突然想起，就在几个星期前，儿子在家里一边帮她洗衣，一边憧憬：“毕业了我就找个事做，不管是好工作还是差工作，你和爸都不用这么辛苦了，爸不用再去搬‘坛子了。”一家人也曾在吃晚饭时打算，如果有机会，就让年轻人去南方闯闯，等存够了钱，可以回到这座县城里贷款买自己的房子。

　　醒过来看看我们吧

　　5月31日早上7点，张磊换上T恤和短裤出门了。已经开始送“气坛子”的张天锐并不知道，张磊并没有走出太远。在离家不到1000米的十字路口，这个只有22岁的年轻人被一辆农用汽车撞倒。据说，当时下着小雨，好心的路人拨打了120，又用雨伞遮住了已经失去意识的张磊。

　　20分钟后，张磊被送往京山县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事实上，那时除了头上的一点擦伤外，他的身体表面并没有明显的外伤。可医生袁以刚却知道，他面对的这个“蛮年轻帅气的小伙子”情况并不乐观。在对大脑进行CT扫描后，他发现张磊的脑干受到严重损伤。

　　6月2日，病人呈弥漫性脑肿胀，瞳孔变大。医院决定马上为他进行开颅手术，三四个小时后，手术结束，瞳孔缩小。但第二天，同样的症状再次出现。当晚，张磊已经无法进行自主呼吸，不得不插上呼吸机。25个小时后，医生向家属宣告：“从临床上看，病人已经脑死亡。”

　　张天锐夫妇拉着儿子的手，哭着呼唤：“张磊，你醒过来吧，你这么孝敬爸爸妈妈，就醒过来看看我们吧。”张磊的女友程丽（化名），用手机在他耳边播放了他们曾经一起唱过的《我想大声告诉你》。

　　可是奇迹并没有出现。

　　孩子身上要到处动刀子，疼啊

　　6月5日早上8点，张天锐瘫在病房前“动都不能动”，胡久红被自己的姐姐搀扶着走进医生办公室。她小声地向在场的医生说出自己的决定：“儿子没希望治好了，我们想把他的器官捐出来。”

　　在家里，夫妻俩每天辛苦工作之余，唯一的娱乐生活就是看电视。他们舍不得买机顶盒，便偷偷地将一条天线接出屋外。尽管只能收看到中央一台和京山县电视台，可电视剧里“捐眼角膜”的情节却曾深深地打动过他们。

　　张磊被宣布“脑死亡”的那一晚，夫妻俩仍旧守在病房外。胡久红幻想着有人来救救儿子，大脑坏了，能再移植一个健康的大脑吗？不能，当然不能。“我那时就想，医院里，别人的孩子也许肝坏了、肾坏了，他们也像张磊一样，等人救啊！”

　　当胡久红把捐献器官的念头提出来时，周围的亲戚们都沉默了，没有人表示赞同。这个小个子女人一辈子都脾气温顺，只有这一次，倔强得令人吃惊。“孩子是我生的，我有这个权利！”她不容分说。

　　这是整个县城里第一宗遗体器官捐献的案例。最初，医护人员甚至不知道捐献该从何入手。一位泌尿科医生主动提出，自己曾经在武汉参加过器官移植方面的培训，可以帮忙联系武汉市红十字会。

　　6月5日上午11点10分，武汉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管理中心负责人骆钢强带着3名医生赶到京山县城。

　　在重症监护室外，骆钢强第一次见到张磊的父母。那时，这对匆匆做出决定的夫妇甚至不知道儿子究竟有哪些器官可以捐献。

　　胡久红心里想着，就捐对眼角膜吧。可骆钢强却发现，年轻的张磊身体健康。他尝试着提出，眼角膜、肝脏、肾脏和一部分皮肤都可以进行捐献。

　　对于这名已经在红十字会工作了20多年的工作人员来说，“劝捐”绝不是轻松的工作。最常见的情况是，他会被愤怒的家属连推带搡撵出医院：“你怎么找到这里的？滚！”

　　可眼前的夫妻俩除了悲伤，反应很平静。张天锐想了一会儿，问道：“是不是捐得太多了？孩子身上要到处动刀子，疼啊。”但最后他用劲抹了一下眼泪，和妻子在早已准备好的器官捐献协议书上颤颤抖抖地写下了名字，同意进行无偿捐献。

　　决定放弃对张磊的治疗时，讲话一向粗声大气的父亲站在病床边哭了：“儿子，原来你要帮我去扛煤气罐，我都不愿意。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也不想。但把器官捐了，就好像你还活着。我把你养育一场，也值了。”

　　母亲已经根本说不出话来，她紧紧抱住了儿子，用自己满是泪水的脸颊贴紧了儿子的脸颊。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拥抱。

　　16点40分，管床医生袁以刚拔除呼吸机，将“就像睡着了一样”的张磊推进手术室。心电图显示，这个只有22岁的年轻人的心跳由每分钟100多次慢慢降为30多次。17点整，心电图成为一条直线。

　　张磊走了。

　　我报答不了他什么，只能尽力去帮助其他人

　　来自武汉市同济医院和湖北省人民医院的3位医生，从这个年轻的死者身上获取了一对眼角膜、一对肾脏、一颗肝脏以及2000平方厘米的皮肤。这些器官被分别包好，放在天蓝色的冰桶里。然后，他们就像对待一个刚刚结束手术的病人那样，小心翼翼地为遗体进行缝合。

　　当一切结束后，为了表达对死者的尊重，3位医生以及一名护士对着遗体三鞠躬。

　　这个“必须比120还要快”的小团队没有在县城多逗留一分钟，他们带着张磊生命的一部分，于6月5日夜里11点到达武汉。

　　仅仅10多分钟后，51岁的王荣（化名）成为第一个被推进手术室的病人。这个女人已经被可怕的肝硬化折磨了整整一年，基本只能在医院卧床。一年来，除了稀饭和面条，她几乎没有吃过其他东西，体重减少了25公斤。

　　她的手臂瘦得像根竹竿，腹部却被积水充满，鼓了起来。她一度以为“没得希望了”。因为肝源太少，王荣的一些病友等了整整两年，还有更多人在漫长的等待中死去了。

　　因此，当6月5日下午，王荣在被通知前往同济医院参加配型时，她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人生会出现这样的转机。配型结果显示，她可以接受器官移植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