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毅平

　　先说一篇日本小学生的作文，题目叫“兔子的耳朵”：

　　我养了一只兔子。这只兔子是人家送给我的。因为家里有狗和猫，所以我就把兔子放在门口和猫狗分开养。我每天早晨去上学时，总要抱起那只兔子爱抚一番。

　　这是上星期四的事。那天早晨我去上学，走到门口一看，兔子的两只耳朵只有一只竖着，另一只倒在一边。我对它说：“呦！怎么回事呀！把那只耳朵也竖起来吧。”可是兔子不理我。“那么让我给你扶起来吧。”我用手扶起了它的耳朵。可是一放手，那只耳朵马上倒下了。我就对阿姨说：“阿姨，请你把兔子的耳朵竖起来。”阿姨就用脚夹起了兔子的耳朵。可是阿姨的脚一松开，那只耳朵一下子又倒下了。阿姨说：“多奇怪的耳朵呀！”说着她就笑了。

　　小作者时年七岁，叫悦子。她阿姨叫雪子。晚上悦子睡觉以后，雪子看了这篇作文，觉得“用脚”的举动不雅，连忙把它涂掉，改成“阿姨攥住兔子的耳朵，让它直立，可是阿姨一放下那只耳朵，它就又倒下了”。本来最简单的办法是把“用脚”改为“用手”，但实际上当时确实是用了脚，雪子考虑到不应该教孩子写假话，所以才模棱两可地改成那样的。但悦子仍难以理解阿姨的改动。

　　“阿姨，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行？”第二天早晨悦子看到雪子改过的作文，开口就问。

　　“小悦把阿姨用脚夹兔子耳朵也写进作文，多讨厌！不写也可以嘛。”

　　“可是，你不是用脚夹的吗？”

　　“嘿！用手去碰那东西多恶心……”

　　“噢。”悦子露出怀疑的神色，“那是可以写出原因的呀。”

　　“但是，这种没规矩的样子怎么能写进去呢？老师看了会认为阿姨的举动很粗野。”

　　“噢。”尽管雪子这样解释了，但悦子似乎还没有完全明白。

　　这篇作文，以及围绕这篇作文所发生的故事，都被写在日本小说家谷崎润一郎的长篇小说《细雪》里了。

　　这篇作文有我们所谓的“思想性”吗？没有。有我们所谓的“意义”吗？没有。但是，“悦子的作文被教师评为优等，这篇作文写得很出色，雪子借助字典才给她改正了几个错别字，别的语法、修辞上的错误根本找不出”，可见日本学校的作文评价标准与我们的很不一样。雪子的改动还算有限度，只是模棱两可，并没有说假话，但悦子的疑惑表明，即使这样的改动，也有违她所受的教育。这就说明，在日本对作文的要求中，如实地写是非常重要的，至于“思想性”或“意义”，则显然不在要求之列。如果是在中国，老师大概会要求最后加上几句“点睛”“升华”之语，诸如“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科学知识，长大后做个科学家，这样就可以弄清楚兔子的耳朵为什么会这样了”之类。

　　这篇作文是直接来自孩子，还是小说家捉刀代笔的呢？读者自然会发生这样的疑问。但我们对此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这样的作文在日本能够得优等！我们关心的是，大作家显然欣赏这样的小作文！

　　我曾在日本的大学里教中文，也让日本的大学生写作文。读他们的作文，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像悦子的作文一样，怎么想就怎么写，不虚伪，不矫饰，不做作，一句是一句，没有空话套话，不会硬塞入我们所谓的“思想性”，不会硬赋予我们所谓的“意义”。也有在中国受过教育的日本“小海龟”，文风明显华而不实：“啊，老师（或母亲、父亲），你是我生命里的红烛，照亮了我的人生道路，却燃烧了你自己……”

　　我读日本文学作品，也有同样的感受。用我一个学生评论小泉八云《怪谈》的话来说，就是“没有中国式的伦理纲常，想淫就淫，想要钱就直接去做”（别误会，说的是文学里，不是生活里）。也正因为这样，川端康成有《古都》，也有《睡美人》；谷崎润一郎有《细雪》，也有《疯癫老人日记》。探索人性可以到如此深度，就是因为全无顾忌或禁忌。我们缺少这一类作品。

　　再说一篇中国小学生的作文，题目不详，姑且叫它“三个孙中山”吧，转引自复旦附中黄玉峰老师在复旦大学的演讲《“人”是怎么不见的》：

　　星期天，我们去中山陵了。中山陵上有三个孙中山，后面一个是站着的，再到里面，看见一个是躺着的。三个孙中山的脸都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我玩了一会儿，觉得没劲，后来小了一泡便，就回家了。

　　黄老师的点评很精彩，也很到位：

　　你看，多么有灵气！多么有童真童趣！真可谓天籁之音！将来一定是研究问题的高手。可是老师说，要写有意义的事，要有思想性，不能看到什么写什么，想到什么写什么，不能胡思乱想，对伟人不尊敬。因为科学主义告诉我们的教师，要引导学生写健康的东西，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应该开头写什么，中间写什么，最后写什么。

　　就这样，孩子的思想幼苗被掐断了。

　　我想，被掐断了的，不仅是孩子的灵气，也是中国文学的希望。因为再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从小学生作文写起的。中国小学生的灵气不比日本的差，但我们的作文教育戕害了他们；中国作家的天赋也不比日本的差，但从小受的作文教育会拖累他们一生。

　　想起在“新鉴真号”轮船上听到的广播：“……美丽的濑户内海，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很文学也很中国，撰稿者当年的作文成绩一定不赖。但看看舷窗外面，风景确实美丽，帆却一片也无——睁着眼睛说瞎话呢！这就是我们作文教育的成果。这样的作文、文章比比皆是。

　　当然，这种所谓“思想性”“意义”的要求，也非始于今日，而是中国文学由来已久的传统。《文心雕龙》就主张，诗要“持人性情”，鲁迅讥之为“许自由于鞭策羁縻之下”，又说，“然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读汉赋，最怕曲终奏雅；读唐宋八大家，最怕文以载道；看今日的小品，最怕音乐起，说教来；看报刊上的“优秀”作文选，最怕“大文化”排比铺陈，“假大空”议论抒情，“格式化”起承转合……

　　二十多年前，有人曾问章培恒先生，如何看待“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之间的异同”，章先生回答“只有一条”：“中国和日本的现代作家都得到过有影响的国外文学奖，这是同；中国作家得到的是斯大林文学奖，日本作家得到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异。”

　　我们的文学离世界水平有多远我不知道，但据我对当代中日文学作品的有限阅读，我知道我们离日本文学还有点距离。当然，这只是我非常个人的感觉和看法，原是不作数的，大家可以无视。

　　但如果真有距离，那么这个距离应该是从小学生的作文开始的。中国文学，至少现在的文学，与日本文学相比，是输在了起跑线上的。

　　要缩短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距离，首先需改革的是我们的语文教育，尤其是作文教育。少命题，少规定写法，少要求所谓的“意义”和“思想性”，多让学生“我手写我口”，看到什么写什么，想到什么写什么。“三个孙中山”受肯定了，中国文学才有希望。

　　（李苏杰摘自《文汇报》2011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