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

　　记得年轻时，读过列夫·托尔斯泰的一篇小说，文中的农民帕霍姆为了买到尽可能多的土地而不停地走。因为买卖双方约定从清晨到黄昏他走过的土地都将属于他，帕霍姆为此拼尽全力，最终力竭而死。这篇不长的小说如此结尾：“他的仆人捡起那把铁锨，在地上挖了一个坑，把帕霍姆埋在了里面。帕霍姆最后需要的土地只有从头到脚六英尺那么一小块。”这一句话犹如晨钟暮鼓，让人心生无限感慨。

　　这篇小说有一个稍带讽刺却又意味深长的名字——《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同时也提出了几个问题：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多少土地才能让他感到满足和幸福？抑或一个人需要多少钱？多少钱才能让他感到幸福和满足？问题从被提出的那天起，便萦绕不去，纠结百年，然而从未有一个足以让所有人信服的答案。显而易见的是，在一个人、一个国家追逐财富的过程中，这个问题总是无法回避的。今日中国，我们的财富已经多到自己都无法计量，而社会各个阶层却普遍缺乏幸福感，旧问重提，更觉尖刻、急迫、咄咄逼人。

　　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中国社会自上而下对财富的渴望近乎宗教般狂热，然而“一切向钱看”的单一价值观使得本该为人称道的财富积累过程显得那样愚蠢短视，恶果明显：为了钱，可以无规则、无道德、无底线。更可怕和令人绝望的是，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仍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去一个制造假药的乡村调研，我在地头责问村长：“你知道那些假药会害死人吗？你还有点道德吗？”村长用手指着身后一排整齐而高耸的民房，中气十足地大声对我说：“我最大的道德就是让我的乡亲们富起来。”

　　我无法去责难这个村长，甚至无法评定他是对是错，因为这个如今看来已近荒诞的故事，的的确确是改革开放30多年间中国社会的财富逻辑，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裹挟其中，成为参与或旁观的一员。因此，我们秉持着“富即是最大道德”的信条，注定在历史中被痛抽耳光，一败涂地。

　　这种财富观蔓延到投资领域，表现为通过各种不正当途径攫取的财富，再以其他不当的方式进入市场。炒房、炒绿豆、炒大蒜，民众复杂的心态通过这些现象微妙地折射出来，财富成为一种导致人们难以获得平静的东西。而我们生活的现状如何呢？贫者生怨，富者不安。一如古老传说展现的那样，疯长的财富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想象中的东西：幸福、归属感和尊严。

　　我们不无悲观地看到：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当下的中国，对财富有那样强烈的向往；也没有哪个国家像当下的中国，财富与幸福之间存在着如此大的对立。贫穷注定无法得到幸福，然而，认为有足够多的钱便能幸福的观点也被证明是南辕北辙。中国人需要多少钱才能幸福，已成为一个十足的伪命题，我们已到了重新思考“如何才能幸福”这个命题的关口。

　　让人欣慰的是，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开始从不同角度加入这样的思考，他们以各自的努力去破除之前“金钱万能”留下的种种弊端。他们不再视金钱为第一准则，而是把它还原成觅得幸福的众多途径之一。

　　幸福不在于财富的多少，而在于财富的拥有者能否自觉节制欲望，不把过多的注意力浪费在钱上。李嘉诚曾说，他认为最幸福的事，是老两口开一家小店，打烊后在灯下一起数钱。而托尔斯泰则说：“欲望越小，人生就越幸福。”这些物质或精神富有的人总能为我们指出人生真正的幸福之道。

　　一种健康合理的财富观，需要社会各阶层不断地努力，从而以寸进之功，破除积重之弊。

　　（郭枫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11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