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钟麟

　　

　　施蛰存教授最初留给我的印象是风趣幽默。

　　与他拜识纯属偶然。1957年春，我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某天中午我习惯地走进了文史楼的一间大教室，却不知那天教室被用做华东地区各大院校举行学术研讨会的会场，我颇感兴趣，就留下了。那天研讨的就是钱谷融教授轰动文坛的名著《论文学是人学》。钱教授的开场白也别开生面，讲的是婚外恋情：

　　“有位先生原来有妻室……他在社交中认识了某位女士，一来二往，两人情投意合，真正享受到了爱的甜蜜。然而，他很苦恼，尽管他非常爱她，却不敢挽着那位女士的手臂走进社交场合……”说到此，话锋一转，“诸位，我就是那位先生，那位女士就是我的《论文学是人学》！但是今天，我终于把她带到大庭广众中来了！”

　　会场当即响起欢笑声。这次研讨会的主持人就是施蛰存先生。他说：“钱老师的大作很精彩，可惜我没拜读完。”我纳闷，怎么这样说？“而钱老师的开场白更精彩，讲了个三角恋爱，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拿出讨论三角恋爱的热情来研讨论文。开始吧！”这下会场像炸开了锅。

　　这是初识风采。当年我们的文学社经常请名作家辅导，有一次就请了施教授指导小说创作。没想到他开口第一句话就一个字：“抄。”大家傻眼了，他还引经据典：“天下文章一大抄嘛！”大家更傻了：这不是误导吗？不仅如此，他还现身说法教我们如何抄得巧妙些，不露破绽：“譬如我熟悉东欧国家文学，就头抄波兰的，手抄罗马尼亚，脚呢就抄匈牙利的，谁有本事认得出来！”说得大家如坠云里雾里，不过听来颇觉有趣。

　　施教授见大家目瞪口呆，话锋一转：“大家练毛笔字一定写过描红簿吧，一定要按笔顺写并且涂满框框，这就是我说的‘抄，也就是先要模仿，等摸到规律就可以创造了。我说的匈牙利什么的，意思是阅读面要广，见多才识广，基础大金字塔才高。”

　　原来如此。让人顿觉施教授博学多才，慈祥可爱。

　　后来施教授执教我们明清文学课，可是他第一堂课的自我介绍让我纳闷不解。他是这样自报家门的：

　　“我叫施蛰存，就是被鲁迅鲁老夫子所骂的‘洋场恶少是也……听我的课要用批判的眼光，小心中毒。”

　　这难道也是幽默？好像是，又不全是。虽然开学典礼上校党委书记是说过，教你们的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学问是有点，但意识是资产阶级的，你们是党培养的新型知识分子，所以要批判地吸取，但施教授何以要自损形象呢？

　　讲授《西游记》的猪八戒形象，施教授语出惊人地评议说此为农民典型，教室里一下子沉寂下来。那时高喊的是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农民为同盟军，二把手呢，猪八戒的形象却不怎么高雅，这岂不是丑化农民吗？施教授不为所动，严谨地摆出根据：猪八戒的武器钉耙不就是农民用来翻地的铁搭吗？猪八戒饭量大，农民劳动强度大饭量也大；猪八戒比较笨，农民的脑筋转得不是没城里人快吗？说到此，身边不少人开始有些躁动——那时有不少工农子弟。施教授提高声调说：“但是猪八戒最可贵可爱的是他的诚朴忠厚，这也是农民兄弟的特色，农民最朴实厚道。”这下教室里的气氛轻松了。但施教授还是补了一句：“这是我个人的意见，绝无鄙视农民兄弟的意见。”态度十分低调。

　　不久风云突变，中国大地上那场政治运动，让教授们渐次落马，我不由得担心起施教授能否继续教我们。谢天谢地，开学了，他依然踏上讲台，却又是这样开头的：

　　“我是主动向校党委认错的，因为态度好，所以被允许继续讲课。”

　　在有关会议上，施教授似乎没有发表过什么过激言论，只是在高年级同学一再的恳请下，才为《文汇报》写了两篇短文，其中一篇为《才与德》。施教授介绍说，之所以写，是因为看到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只是小学文化程度，却要当教授扎堆的华东师大两大系之一的中文系的领导，实在勉为其难，于是他只能经常带着外孙女在走廊里晒太阳。施教授认为，老同志对革命有功，应该报恩感谢，但不妨授以禄，不一定授以位，否则既误事也难受。心情是真诚的，然而他又自责：“虽然我是出于好心，但思想方法有问题，有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之嫌。”

　　施教授所说的我们曾亲眼目睹，也有同感，感觉不到错在哪儿，干吗要检讨呢？但有一点是我们庆幸的，正是这一检讨才让我们继续聆听到幽默风趣又见解独到的讲课。

　　此后听说终于不让施教授讲授文学主课了，而让他教第二外国语法语，因为选读的人很少，就可缩小影响。然而他毕竟是讲授古代文学的权威，虽然法语也精通，但由主课降到了副课，由必修课降到了选修课，差了多少等级！然而施教授认真地接受了，他说：“学生对选修课的要求不高，识几个字母，懂点语法就可以了，我还有两把刷子。”其实他教得很认真。最后他还说：“我还可以上讲台，还可以做点事。”原来如此。

　　此后我毕业离校，也没再与他联系，只知道后来终于不让他上讲台了，他被赶到资料室，我因忙也没去拜望。直到十年动乱开始，我才坐不住了。消息传来，教我课的恩师纷纷被关进牛棚，频频挨斗，连校级领导都被斗致死，像施老师那样的在30年代就挨过批的还能有好结果吗？

　　走遍凄冷的校园，却见不到一位老师，我在失望之余行将离去时，意外地在路边的布告栏里发现老师们写的改造日记。我又一次读到了施教授的文字：

　　“今日劳改的项目是清扫落叶。我扫啊扫，忽然想到昨天不是扫干净了吗，怎么今天又这么多了呢？深入一思考，领悟了，昨天扫的是旧的，今天扫的是新的，要不停地扫。这就好比我们这批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要不停地改造，得改造一辈子。此为劳改之一得。”

　　我紧绷的神经顿时松弛了下来：施老师还健在。再读一遍禁不住笑了起来。施老师写得很巧妙，如果你说他改造得不认真，这真冤枉，你看他每时每刻都在触碰自己的灵魂；你要说真认真，却又没有具体实质的内容，由于运用擅长的幽默笔调，打了个擦边球，所以引人发笑而容易得到他人的宽恕。

　　风暴过后是晴朗的天，施老师终于迎来了第二春，重新踏上讲台，并于1993年被授予“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又于1995年荣获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颁发的“敬慰奖”，满载荣誉以98岁高龄仙逝。

　　直到此时，半个世纪前萦绕我心头的结终于解开：在风浪迭起、命运多舛的年代，施教授的低调、忍耐，原来都只为留得青山在。只有青山在，才会有柴烧。施蛰存教授不仅是学贯中西的名家，还是善渡险滩恶浪的智者，更是我人生征途的导师。

　　（李淑珍摘自《文汇报》2011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