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如果关系好,讲友谊,无须送礼。送礼绝不是有感情的表现,而是一种无感情的功利行为。你送我礼,我还你礼,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这种虚伪的应酬表演司空见惯,污染了人的品质,破坏了社会的良好风尚。中国传统讲君子之交淡如水,心有灵犀,何须附加物质利益?送礼的庸俗行为,是对友谊的伤害。
我曾亲耳听到中国驻外使节向国内反馈信息:我们送的中国画不受欢迎,以后不要送画了。应引以为戒!法国总统戴高乐、密特朗、希拉克绝不会把塞尚、马蒂斯的画当国礼赠送——如果作品是国宝,当然不能送;如果作品质量不高,更不能作为国礼。这是我一向的看法。
我的教训不浅。有一次,一位部长访日,点名要我的一幅画,专门送给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当时张仃是工艺美院院长,他必须执行这个任务,否则无法向上面交代。我因与张仃的老交情,只能成全。一幅装裱好的《香山白皮松》,我亲手交给了张仃,由张仃上交。不料数十年后,我在拍卖行看到了这幅《香山白皮松》被拍卖。此画肯定没到大平正芳手里,肯定没到日本。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住房条件普遍比较差,官方请某些画家住北京饭店,有空调,有暖气。有人短住,有人住数月,衣食无忧,逍遥自在,却要不断给各层领导画画。曾有人问俞致贞,你们作画有多少稿费?俞答:“三百(白)——白吃白住白画。”
北京饭店大宴会厅需要一幅巨大壁画,高3米,宽15米,他们几次来约我,希望我作此大画。当时北京饭店属国有,大宴会厅是很重要的社交场所,经常有重要会议、宴会、舞会及各类演出等活动,我同意去画了。我选择的题材是汉柏,画名“清奇古怪”。我备好相关材料,在家里做足了造型设计的准备工作,到了北京饭店后日夜奋斗,只用一周时间就画完了——我没时间在那里耽误下去。我是在北京饭店第18层楼的水泥地上工作的。这层没有客房,大场地正好派上用场,我在地面、墙面同时作战。画完,装裱却成了问题。高3米宽15米的大画,无处装裱,只好请来裱画师傅刘金涛,他带领几个徒弟在北京饭店18层就地拓裱。用了不计其数的宣纸,据说裱完后重达100公斤。
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北京饭店大宴会厅重新装修,这幅巨画才被取了下来。后来,出版社要出版我的绘画全集,需这幅画的反转片,只能到北京饭店去照,而北京饭店的领导及工作人员却推说不知道有这样一幅巨画。我很心痛,这是我一生里创作的最大的一幅画,也是我最满意之作。我上书温家宝总理请求追查此画下落,同时希望能够把它转移到国家美术馆或博物馆,否则它将要烂在仓库里。温总理批复:一是查,二是尊重作者处置此画的意愿。北京饭店不得不把这幅画展示给我看。
当时一层层的警卫站岗,他们如临大敌,坚决不肯将画转移至国家美术馆或博物馆,我想借展都没有可能。其中一位北京市官员居然对我们说出这样的话:“你们展览收了门票如何分成?”
我曾给人民大会堂作过几幅较大的油画,其中一幅是表现首钢题材的《青松红日》,竟然已是有账无画了!真是哀莫大于心死。
(疏桐摘自东方出版社《吴冠中百日谈》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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