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胡亚权、郑元绪、彭长城三位同志都有新作即将付梓，我在这里表示祝贺！1981年4月，在时任甘肃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曹克己同志的领导和主持下，胡亚权、郑元绪创办了《读者文摘》。次年彭长城同志到编辑部，从那时起，亚权、元绪和长城同志一直在为这本期刊工作。三个人都是编辑出身，后来渐次主持《读者》杂志的工作。亚权、元绪在《读者》杂志前后工作了十四五年，亚权现为省政府参事，元绪已退休多年了。长城同志现为读者出版集团的副董事长和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可以说，这三位同志不但是《读者》三十年发展壮大的见证人，而且是《读者》三十年栉风沐雨的亲历者，他们是《读者》的塑造者、操盘手和掌门人。是他们与几代“读者人”一起，在甘肃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创造了《读者》发行量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奇迹。
读着书稿，时不时地被他们对《读者》杂志舐犊情深的热爱与眷恋所感染；时不时地被扑面而来的职业出版人的忠诚与坚定而感动；而当读到他们当年办刊、营销的几多经验体会时，又会感悟到《读者》成功中的智慧与艰辛。
初来甘肃工作时，同外地的朋友谈起《读者》杂志，常常是一些人知道《读者》，却不知道《读者》在甘肃。当我告之这个事实后，有人脸上会露出莫名的诧异。这些年来，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直接参与了2006年1月读者出版集团（原甘肃人民出版社）的转企改制，指导了2009年12月的读者出版集团股份制改造，也见证了《读者》月发行量突破1000万份的时刻，还与《读者》的同志一起，到美国和宝岛台湾搞过《读者》海外市场的拓展，使我对《读者》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于《读者》这样一个大刊、名刊为什么会生长在甘肃这个问题，也渐渐找到了答案。简言之，甘肃悠久丰厚的文化资源是培育《读者》的肥沃土壤，甘肃特有的文化精神是催生《读者》并使它发育成长的支撑。甘肃是中华文化的资源宝库。史前文明大地湾文化的发现将中华文明推至8000年前，古丝绸之路横贯甘肃全境，敦煌莫高窟是全人类的文化瑰宝。此外，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红军长征会宁会师，西路军血战河西，为甘肃留下了许多红色文化资源。如此肥沃的文化土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甘肃文化人，也不断深化着他们的文化内涵，形成了甘肃的文化精神。这种精神在《读者》这个杂志上得到了比较典型的体现。一是包容。甘肃的文化从根上说就是开放包容的。1600多年前，莫高窟初建，敦煌成为中华文化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相互碰撞的一个交会点，北方和西域少数民族在这块土地上逾千年的进退战和，形成了区域文化的多元特点。《读者》也是包容的，文摘类刊物必须兼收并蓄，《读者》的Logo就是一个采集百花的小蜜蜂。开放包容成为《读者》30年来坚持不辍的一个办刊指针。二是坚韧。自唐以降，甘肃的自然条件、生态环境逐渐恶化，清时被左宗棠称：陇中瘠苦甲天下。世世代代的甘肃百姓无一不是穷毕生之力与严酷的自然相抗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生存。这样的存在上升为意识，就是“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也就是肯于付出、长于坚持。“读者人”是坚韧的，30年来，刊物越办越好，他们没有沾沾自喜；家底越来越厚，他们仍在过紧日子。“快餐文化”来了他们不跟风，时下高返点、高回扣的营销手段他们不追捧，始终坚守“内容为主，读者至上”的理念。这似乎有些“老旧”，有点“迂腐”，但正像彭长城同志在书中所讲，“一生只做一件事，任尔东西南北风。”三是创新。有交流碰撞就有创新。甘肃的文化是开放包容的，《读者》的精神是坚持创新的。逻辑是如此，事实亦如此。《读者》要打造“百年老店”，这是“读者人”的共识；纸质媒体受到新媒体的多重挑战，要想保持竞争优势必须创新，这也是“读者人”的共识。“读者人”迈开脚步了，尽管还没有甩开膀子、迈开大步，但每一步都是扎实的。《读者》电纸书出来了，读者新媒体大厦在建设中，核心期刊群、数字出版、动漫、物流等业务版块的集团产业规划也呼之欲出。
借彭长城同志《让〈读者〉御风而行》、胡亚权同志《读者往事》、郑元绪同志《读稿笔记》三本书出版之际，谈了些对《读者》的认识，这也是《读者》给我的教益。再次对三位《读者》的掌门人及全体“读者人”表示由衷的敬意！
祝愿《读者》杂志越办越好！
2011.3.26
（本文为中共甘肃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励小捷为上列三本书所作序言）
以上三本书邮购汇款地址：（730000）甘肃省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甘肃教育出版社（八折免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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