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八一三”淞沪之战硝烟又起，局势万分危急。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紧急向民生公司经理卢作孚求助，用船将中大的大部分家当运抵重庆。于是，一船船的仪器、图书等从南京通过长江被抢运到重庆。但令罗家伦非常遗憾的是，中大农学院从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地花巨资引进的大量良种禽畜因时间紧急和运输条件的限制，无法一同起运，只好将最优良的品种各选了一对随船而行。对于剩余的大量禽畜，罗家伦让尚未西迁的教工随意处理，或杀或吃，绝不要留给日本人。但教工们没有舍得将这些学校花巨资购买的优质禽畜杀掉，而是在一位叫王酉亭的教工的带领下，经过艰难跋涉，全部西迁至重庆。

　　1937年12月初，在日军攻破南京城前夕，王酉亭花高价雇了4条大船，带领留在农学院畜牧场的职工出发了。他们将猪、羊、牛分成队，把鸡笼、兔笼驮在牛背上，水陆兼程，浩浩荡荡，一路风餐露宿，忍饥受寒，甚至伴着枪炮声，艰难行进。在1938年深秋，这支奇异的大军行程数千公里，终于随着大批难民抵达重庆。

　　关于这次大迁徙，相关记载极少，以至新中国成立初人们在整理农学院师生的花名册时，竟没有找到关于王酉亭的任何记录，只知道他于20世纪60年代末在南京去世。

　　一位为中国禽畜优良品种培育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普通人，就这样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历史记住了罗家伦、卢作孚，却遗忘了王酉亭，这也是一种遗憾。

　　（黎元摘自《澳门日报》2011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