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岭

　　100多年前的法兰西。正义的一天——

　　1898年1月13日，著名作家左拉在《震旦报》上发表了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题为“我控诉”，将一宗为当局所讳的冤案公告天下，愤然以公民的名义指控“国家犯罪”，替一位素昧平生的小人物鸣不平……

　　此举震撼了法兰西，也惊动了整个欧洲。许多年后，史学家甚至视之为现代舆论和现代知识分子诞生的标志。

　　事件发生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1894年，35岁的陆军上尉、犹太人德雷福斯被诬向德国人出卖情报，被军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一年后，与此案有关的间谍被擒，证明了德雷福斯的清白。然而，荒谬登场了。受自大心理和排犹意识的影响，军方无意纠错，理由是：国家尊严和军队荣誉高于一切，国家不能向一个“个人”低头。这个坚持得到了民族主义情绪的响应。结果，间谍获释，而德雷福斯为了“国家利益”继续当替罪羊。

　　面对如此不义，左拉怒不可遏，连续发表《告青年书》《告法国书》，披露军方的弥天大谎，痛斥司法机关滥用权力，称之为“最黑暗的国家犯罪”，称法兰西的共和荣誉与人权精神正经历噩梦。尤其是《我控诉》一文，如重磅炸弹，令朝野震动，几乎所有的法国报刊都卷入了争论。左拉更被裹挟至旋涡中心：一面是有良知人士的声援；一面是军方、民族主义者的谩骂，甚至有暗杀恐吓。

　　左拉没有退缩，他坚信自己的立场：这绝非德雷福斯一己之遭遇，而是法兰西公民的安全受到了国家权力的伤害；拯救一个普通人的命运，就是拯救法兰西的未来，就是维护整个社会的道德荣誉和正义精神。

　　然而，令人悲愤的一幕又出现了：同年7月，军方以“诬陷罪”起诉左拉，结果，左拉被判罪名成立，被迫流亡海外。

　　左拉远去了，但这个英勇的“叛国者”形象，却像一粒尖锐的沙子折磨着法国人的神经——这毕竟是有着反强权传统、签署过《人权宣言》的民族——终于，敏感的法兰西被沙子硌疼了，渐渐从“国家至上”的恍惚中醒来：是啊，不正是“个人正义”守护着“国家正义”吗？不正是“个体尊严”组成了“国家尊严”吗？国家让国人感到骄傲和安全的，不正是它对每个公民做出的承诺与保障吗？假如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国家还有什么权威与荣誉可言？

　　愈来愈多的民意开始倒戈，向曾反对的一方聚集。在舆论的压力下，1906年7月，即左拉去世后第4年，法国最高法院重新宣判：德雷福斯无罪。

　　军方败诉。法院和政府承认了自己的过失。

　　在法兰西历史上，这是国家首次向一个“个人”低下了它高傲的头颅。正像九泉之下的左拉预言的那样：“法兰西将因自己的荣誉被拯救而感激那个人——那个率先控诉母邦的人。”

　　德雷福斯案画上了公正的句号。可以说，这是世界人权史上的一次重要战役，在对“人”的理解和维护上，它树起了一座丰碑。

　　权力会出错，领袖会出错，政府会出错。躲闪抵赖本来就可耻，而将错就错、封杀质疑就更为人不齿，也丢尽了权力的颜面。有无忏悔和改错的勇气，最能检验一个团体、政府或民族的素养与气量。

　　1992年10月31日，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为17世纪被宗教裁判所迫害的伽利略正式平反。不久，他又致函教皇科学院，公开为达尔文摘掉了“异端”罪名。

　　1997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式为“二战”士兵艾迪·卡特平反，并向其遗属颁发了一枚迟到的勋章。艾迪是一位非洲裔美军士兵，曾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立下战功，却被误控有变节行为，被迫停止服役。1963年，艾迪抑郁而终，年仅47岁。半个世纪后，美国政府终于良知觉醒，为自己的错误向亡魂道歉。

　　曾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抓间谍者》禁书案，经过3年审理，1988年10月由英国最高法院做出终审判决：驳回政府起诉，这部被视为泄露国家机密的书，拥有自由印刷、发行和被报刊转载的权利。

　　在当今世界，让政府向个人认错、让大人物向小人物认错、让大国向小国认错确属不易。关键在于能否有一种良好的理性体制、一套健康的社会价值观和文化心理——既要有周严的法律保障，又要有公正而强大的民心资源和舆论力量。要坚信：错了的人只有在说“我错了”时，才不会在精神和尊严上输得精光。今天，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私人图书馆里，最常听到的便是他的录音资料：“犯下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掩盖错误……”

　　（肖冠杰摘自书海出版社《精神明亮的人》一书，黎 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