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乃清

　　

　　“人生在世，应爱惜光阴。我因住院躺在床上，看着光阴随着滴滴药液流走，就想写点父母如何教我的事，从识字到做人，也算不敢浪费光阴的一点努力。”

　　1996年，钱锺书与杨绛的独女钱瑗被确诊为癌症，住院时已是晚期。这年10月，她想起母亲说过要写《我们仨》的事，就要求把这个题目让给她，由她来写。当时，她只能仰卧，写字很困难，由护工移动纸张协助书写。

　　11月，医院报病危，钱瑗还在“爱惜光阴”。至1997年2月26日她写完前5篇，杨绛劝她“养病要紧，勿劳神”，而她实在也已力竭，就听话搁笔，几天后于沉睡中去世。

　　钱瑗走了，杨绛还得守着这个秘密去照料病榻上的钱锺书。白发人送黑发人，心里必是一片冰凉。待钱锺书走后，她只得一人续完《我们仨》。在一场时空错置的“万里长梦”中，“阿圆一再对我说：‘娘，不要愁，有我呢。咱们明天就能见到爸爸了。”

　　“颖悟如娘创似翁”

　　“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

　　杨绛怀孕时，钱锺书说了这么句痴话。

　　1937年5月19日，英国牛津妇产医院，杨绛果然诞下一女。出生那日，她被医生用产钳夹了出来，护士对杨绛说，婴孩浑身青紫，是她使劲拍拍拍，才给拍活的。婴孩“哇”的一声特别嘹亮，护士们称她“高歌小姐”。据说，这是在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婴儿。

　　护士把孩子抱了出来，钱锺书看了又看：“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钱瑗小名圆圆、阿圆、阿瑗，自小聪颖绝伦，颇多故事。

　　3岁时，圆圆见一个“朋”字，就对妈妈说：“这两个‘月在亲热呢！”杨绛惊喜于女儿“两月相昵”的妙思，遂作诗一首：“颖悟如娘创似翁，正来朋字竟能通。方知左氏夸娇女，不数刘家有丑童。”夸赞女儿像父母一样聪慧有创意，既有左思之女的貌，又有神童刘宴的才。

　　1941年，钱锺书自外地回上海。父女两年没见，4岁的圆圆注视着有些陌生的爸爸，见他把行李放在妈妈床边，发话道：“这是我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钱锺书不禁感到好笑：“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圆圆答：“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下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才认识的。”令这位大学问家父亲哑然失笑。

　　1948年夏，11岁的钱瑗随父母来到老家无锡，见了爷爷钱基博。老先生当年给她取名健汝，但多年来从未见过这个孙女。钱瑗自小爱读书，那天在爷爷屋里找到一小柜《少年》杂志，边翻边看，弄得满地是书。小学毕业的她此前已读过《西游记》《水浒传》等古典小说，爷爷当场考问她一番，大为惊奇：“吾家读书种子也！”

　　钱瑗从小体弱，经常休学，1949年随父母离沪北上时就曾在家休了一年。考上高中后，读了几学期又因病休学。杨绛当时已调入文学研究所，常读十八九世纪的英国小说。钱瑗在家闲来无事，就拿妈妈从图书馆借来的这些洋书消遣。年仅15岁的她初读原文，不免生吞活剥，但为她后来的语言学习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79年，钱瑗公派留学英国时，一次参观夏洛蒂·勃朗特的家，见厅里挂了一幅大画像，她说这是萨克雷。陪同者都疑惑：不会吧？一问管理人员，果然是！大家都感到惊讶，却不知眼前这位中国学生高中休学在家时，已从那些洋书中见过萨克雷的像，还读过评论家的文章，知道勃朗特暗恋萨克雷，而且《简·爱》里罗彻斯特的原型就是萨克雷！

　　“刚正，像外公；

　　爱教书，像爷爷”

　　论及女儿个性，钱锺书说：“刚正，像外公；爱教书，像爷爷。”两位老人迥然不同的性格，在钱瑗身上都很突出。

　　钱瑗生前是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她治学严谨，在教育与学术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英语文体学方面。这是一门涉及语言学与文学、政治学、媒体研究等相邻学科的交叉学科。

　　20世纪80年代，文体学在中国还是块处女地，钱瑗却是位辛勤耕耘的拓荒者。授课之外，她在教材建设上也下足了功夫。她编写的《实用英语文体学》（上），自1981年出版已被反复出版过9遍，全国高校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认为它“既是一部出色的专著，又是一本实用教材，且是同类教材中第一本用英文写作的”。然而，由于钱瑗多年积劳成疾，下册只完成了一部分就病倒了。

　　平时，钱瑗脸上常挂着温和的微笑，但她也敢于直言，是非分明。

　　“文革”中期，她因参加编写《英汉词典》出席某全国性的语言学大会。当时“左”风大行，会上有人说凡“女”字旁的字都不能用。对此谬论，大家默然。谁知当时还只是一名小助教的钱瑗竟大胆反问：“那毛主席的词‘寂寞嫦娥舒广袖怎么说呢？”弄得那些“左将”无言以对。

　　20世纪80年代中期，钱瑗兼任全国外语教学英语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一次，一名委员在评审会上推荐一本文学史教材，说此书已得到钱锺书先生的肯定和推荐。话音刚落，钱瑗“腾”地站起来，满脸通红地大声道：“我父亲没有推荐！”对方甚感难堪，便掏出几封信放在桌上，表示这是真的。当时气氛有点紧张，委员们翻读信件后发现，钱锺书的信多半是客套话，最后还留有“容后再读”几字，才发现确实没有推荐，钱先生还没有看呢。

　　“天堂就在人的心里”

　　“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儿，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

　　在这个民主祥和之家，无论钱瑗如何变换角色，她都是父母贴心懂事的好女儿。

　　1966年“文革”开始，钱锺书夫妇二人先后被揪出，成了“牛鬼蛇神”。钱瑗担心他们，很想回家看看，但自己是党员，必须站稳“立场”……她心事重重，走过众目睽睽的大院时，贴出事先写好的大字报。进家后，她告诉父母，她已贴出大字报表态了，然后一言不发，紧挨着妈妈坐下，取出针线为妈妈缝制睡衣，又取出一包爸爸最爱吃的夹心糖，剥去一张张糖纸，把糖放入瓶里，将糖纸藏入自己的书包，生怕红卫兵发现“牛鬼蛇神”家倒出的垃圾里有“高级”糖纸，给父母惹来麻烦……

　　钱瑗依恋她的DearMom和DearPop，也相当孝顺，大学毕业后8年，她才迈入婚姻生活。

　　1967年12月，她与1955年同入北师大的王德一结婚。在校读书时，钱在外语系，王在历史系，但在同一幢文史楼学习。两人都酷爱绘画，一起在校美工队活动，毕业后都留校任教。当时他们这届搞美术的有号称“妖魔鬼怪”4员大将。王德一是领头的“妖”，因为人们常把“一”念做“yao（妖）”，物理系一位会变魔术，生物系那位早有“小鬼”之称。4人中，钱瑗是唯一的女性，本无绰号，既然排行第四，人们就把“怪”安在她头上。“妖”和“怪”经多年交往、恋爱，终成眷属，被人们戏称为“妖怪联姻”。然而，这段美满婚姻遭到“文革”的“剿杀”：1970年5月，王德一被诬“炮打林副统帅”，被隔离审查、反复批斗后，因不堪受辱，悬梁自尽，给钱瑗留下了一生的伤痛。

　　心灰意冷的钱瑗，此后有段时间对婚姻不是很积极，甚至想“永远陪着爸妈”！

　　“文革”期间，钱瑗帮助过一位被勒令扫街的老太太唐云。钱瑗的热心和善良让她感动，唐把儿子杨伟成介绍给钱瑗，希望他们能组成新的家庭。“我们都要走的，我们不放心你……”经父母劝说，钱瑗决定再婚，此后更担起了孝女、贤妻和良母的责任。她对继子、继女关爱有加，据那两位回忆，钱瑗和他们的交往“像大朋友似的”“不是亲娘胜似亲娘”。

　　“阿瑗是我平生唯一杰作。”女儿走得早，为母的不免欷歔，只可惜“可造之材”未能成才，“读书种子”只发了一点点芽……告别会上，钱瑗的学生和同事都悲伤不已。外语系的师生恳请杨绛留下钱瑗的部分骨灰，埋在北师大一棵雪松下，以示悼念。

　　钱瑗的一位学生曾对她说，世界在宇宙中太微不足道了，人更渺小，比蜉蝣强不了多少。钱瑗不同意这个说法——“人其实很了不起，天堂就在人的心里。”

　　（沈超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