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

　　

　　

　　

　　我喜欢看他的照片、他的样子，我以为鲁迅先生长得真好看。

　　“文革”期间我弄到一本日记本，里面每隔几页就印着一位中国“五四”以来文学家的照片，当然是按照20世纪50年代官方钦定的顺序排列：“鲁、郭、茅，巴、老、曹”之类，我记得最后还有赵树理的照片——平心而论，郭沫若、茅盾、老舍、冰心的模样，各有各的性情与分量。近20年，胡适之、梁实秋、沈从文、张爱玲的照片，也公开发布了，也都各有各的可圈可点，尤其胡适，真是相貌堂堂。如今我们新时期新文学的男男女女作家群，排得出这样的脸谱吗？

　　可是我看来看去，还是鲁迅先生样子最好看。

　　“五四”那一两代人，单是模样摆在那里，就使今天中国的文艺家不好比。前些日子，我在三联书店买到两册抗战照片集，里面有陈公博、林柏生、丁默邨、褚民谊被押赴公堂、负罪临刑的照片——即便在丧尽颜面的时刻，他们一个个都还是书生、文人的本色。他们丢了民族的脸，在照片上却没有丢书生相貌的脸。我斗胆以画家的立场对自己说：不论有罪无罪，一个人的相貌是无辜的。我们看不起汉奸，却不见得有资格看不起他们的样子。其中有一幅珍贵的照片，就是被押赴法庭的周作人。他穿件干净的长衫，瘦得一点点小，可是那样地置之度外、斯文通脱。你会说那是强作镇定，装出来的。好的，咱们请今天哪位被双规、被审判的大人物在镜头前面装装看，看能装得出那样的斯文从容吗？

　　我这是第一次看见周作人这幅照片，一看之下，真是感叹他们周家人气质非凡。

　　到了1979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面孔出现了：胡风、聂绀弩、丁玲、萧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无一例外地坍塌了。

　　这时我回头看看鲁迅先生：老先生的相貌先就长得不一样。这张脸非常不买账，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对着镜头，好像是说：怎么样？我就是这样。

　　所以鲁迅先生的模样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学，配他的脾气，配他的命运，配他的地位与声名。我们说起“五四”新文学，都承认他是头一块大牌子，可他要是长得不像我们见到的这副样子，你能想象吗？

　　鲁迅的时代，中国的文艺差不多衔接着西方十八九世纪。人家西方十八九世纪的文学史，法国人摆得出司汤达、巴尔扎克的好样子，英国人摆得出哈代、狄更斯的好样子，德国人摆得出歌德、席勒的好样子，俄国人摆得出托尔斯泰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样子，20世纪的印度还有个泰戈尔，也是好样子——现代中国呢，谢天谢地，总算“五四”运动过后，留下鲁迅先生这张脸摆在世界文豪群像中，不丢我们的脸——大家想想看，上面提到的中国文学家，除了鲁迅先生，哪一张脸摆出去比他更有分量？更有泰斗相？更有民族性？更有象征性？更有历史性？

　　而且鲁迅先生非得那么矮小，那么瘦弱，穿件长衫，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站在那里。他要是长得跟萧伯纳一般高大，像巴尔扎克那么壮硕，便是致命的错误。可他要是也留着于右任、张群那样的长胡子，或者像吴稚晖、沈钧儒那样的光脑袋，古风倒是古风，毕竟有旧朝遗老的气息，不像他。他长得非常地“五四”，非常地“中国”，又其实非常摩登……“五四”时期的中国相较于大清国，何其摩登，可是你比比当年顶摩登的人物：胡适之、徐志摩、邵洵美……鲁迅先生的模样既非洋派，也不老派，他长得是正好像鲁迅他自己。

　　我记得20世纪70年代《参考消息》报道联合国秘书长见周恩来，叹其风貌，说是在你面前，我们西方人还是野蛮人。这话不管是出自真心还是外交辞令，确实说出了一种真实。西洋人因为西洋的强大，固然在模样上占了便宜，可是真要遇见优异的中国人，那种骨子里的儒雅凝练、脱略虚空，那种被贝托鲁奇准确形容为“高贵的消极”的气质，实在是西方人所不及。这也好比中国画的墨色，可以将西洋的七彩给比下去。你将鲁迅先生的相貌和西方文豪的模样摆在一起比比看，真是文气逼人，然而一点儿不嚣张。

　　多少年来，鲁迅这张脸是一个简约的符号、明快的象征，如他大量的警句，格外宜于被观看、被引用、被铭记。这张脸给刻成木刻，做成浮雕，画成漫画、宣传画，或以随便什么方式翻印了再翻印，出现在随便什么媒介、场合、时代，均属独一无二，都有他那股风神在，经得起变形，经得起看。延安时期粗糙的鲁迅木刻肖像、老先生出殡时游行队伍捧扶的大肖像、“文革”时期被百般夸张的鲁迅像，都并不像他，然而鲁迅的形质与神采总能穿透笔墨的歪曲，扑面而来，宣称这是他自己的容颜，不曾遗失、不曾损伤、不曾消淡。他的容颜在他殒灭后继续活在无数图像中，以至这些图像竟能以被任意引用的方式，继续捍卫他那张脸。

　　不是随便哪张脸都能够蕴涵这种如命运般难以左右的图像效应。你试将其他“五四”名流的脸拿去作图像任意弄弄看，就显得平凡、突兀、不配，即便鲁迅两位弟弟的面相都与大哥相像——早年的周作人还曾蓄过和鲁迅一模一样的胡须——然而毕竟弱几分，有如斑痕浅迹，是会被韶光与媒介淘洗隐没、模糊不清的。

　　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历史已经给了鲁迅莫高的地位，他的模样被引用太多了，早已经先入为主成为后世公众的视觉符号。是的，很可能是的，但这形象效应是互为因果的：时代凝视这形象，因这形象足以换取时代的凝视，这乃是一种大神秘，俨然宿命，而宿命刻印在模样上——托尔斯泰那部大胡须，是应该写写《战争与和平》，鲁迅那笔小胡子，是应该写写《阿Q正传》；当托尔斯泰借耶稣的话对沙皇说：“你悔改吧！”这句话与托尔斯泰的模样很般配；当鲁迅随口给西洋文人看相，说“尼采一脸凶相，叔本华一脸苦相……”这些话与鲁迅的模样也很般配——大家要知道，托尔斯泰和鲁迅这样子说法，骄傲得很呢！他们晓得自己伟大，晓得自己长得有样子。那年萧伯纳在上海见鲁迅，即称赞他好样子，据说老先生应声答道：“早年的样子还要好。”这不是鲁迅会讲话，是他看得起萧伯纳，也看得起他自己。

　　我这不是以貌取人吗？是的，在最高意义上，一个人的相貌，便是他的人。但以上说法只是我对老先生的一相情愿，并不能征得大家同意的。好在私人意见不必征得同意，自己说说而已。

　　（史端杰节选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笑谈大先生》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