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茹涵

　　30年前的一个除夕夜，当邻居家的小朋友纷纷提着花灯、高高兴兴地到胡同里放鞭炮时，一个身材瘦小、约摸五六岁大的小男孩，却趁着父母忙着张罗年夜饭的工夫，把点着的灯笼塞进了自家的钢琴。他躲在门缝后面，看火苗一蹿一蹿，眼里竟然闪出希望的光芒。

　　直到浓烟把爸妈引来，他才在一片泼水声、耳光声、呵斥声中，结束了这次小小的“反抗”。30年后，这个男孩成了继孔祥东之后又一个走向世界级舞台的中国演奏家，他的名字叫赵胤胤。

　　赵胤胤的故事并不是个案，在中国，似乎每一个钢琴演奏家背后，不，应该说是每一个立志成为钢琴演奏家的琴童背后，都有一段血泪和抗争交织的成长史。“从3岁起，除了睡觉以外都是做同样一件事情，一直做了30多年，我相信是你也说不清楚，你到底是喜爱还是不喜爱钢琴。”赵胤胤的语气里带着明显的讽刺。很难想象，一个殿堂级的演奏家，竟是这样“恨”钢琴的。

　　耳光比掌声更响亮

　　一把戒尺、一张板凳、一张怒气冲冲的脸，只要是学过钢琴的人，哪个不熟悉这样的画面？家长在“琴童”或者“神童”的培育之路上，扮演着怎样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在国内似乎不消说。

　　古有“孟母三迁”“岳母刺字”，今有郎朗父亲辞掉工作、毅然进京，像看犯人一样，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直到把郎朗送上国际舞台。不得不说父母真伟大、真无私、真执著，也真疯狂。

　　以至于现在提起父亲，郎朗仍对他赌徒一般的疯狂和笃定充满敬畏。就如赵胤胤所说，父母怎么就知道自己三五岁的孩子日后一定能跻身国际舞台，光宗耀祖，前途不可限量？

　　这就好比一个小煤窑的老板，没请任何勘探队就打定主意往下挖，甭管中间谁拿出什么证据告诉他这里荒芜一片，他就是认准了这里能挖出煤来。意念之强大，堪比愚公。

　　进京学琴的郎朗，和父亲一起住进了筒子楼，每天早上6点准时“闻鸡起舞”。据说自从郎朗搬来，邻居家就再也不用上闹钟了。在郎朗早起练琴的一个小时内，父亲要张罗早饭、收拾房间，最夸张的是还要帮郎朗占住公用卫生间，因为儿子必须在练完琴后两分钟内结束战斗，起身上学，否则铁定会迟到。然而父亲的奉献还远不止于此。无论寒暑，当郎朗在中央音乐学院上课的时候，父亲永远推着自行车等在校门外，一等就是一天。因为离家太远，中午还要接儿子回家，根本来不及折回，他只好等在门口。这样的爱的确很强大，但也在无意中织就一张压力的网。那付出并不是不要求回报，甚至很多时候是以“暴力”的方式索要。

　　“给你三个选择，第一是回沈阳，第二是跳楼，第三是吃安眠药。”这是“朗爸”在儿子13岁那年，给儿子的三个选择。理由仅仅是，儿子没有打招呼就帮校合唱团伴奏，耽误了两个小时的练琴时间。“那天我拼命地用拳头捶墙，想把每一根骨头砸断，看你还怎么让我练琴。”每每说起这一段，郎朗还是会做出激烈的手势，而父亲则会扭过头去，默默拭泪。

　　无论是赵胤胤、郎朗还是李云迪，似乎眼下在学钢琴这条路上，没有哪个榜样的童年不被家长劈头盖脸的拳头染指。榜样的成功之路尚且畸形，那么他们身后的3000万中国琴童的生活更是可想而知。

　　“在舒曼杯（亚太）国际青少年钢琴大赛”中，13岁的沈阳女孩胡丁琦囊括了四项冠军。她在得奖感言中说：“感谢父亲的400记耳光。”一时间，台下哗然。胡丁琦5岁开始练琴，在最初的3年中，父亲因为练琴的事打了她400记耳光，可以说耳光比掌声更响亮。

　　以爱的名义实施暴力，远比单纯的暴力更加可怕。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路上，是父母的虚荣心、攀比心在作祟。太过功利的目标，就像是一个不断充气的肥皂泡支撑着的虚幻的期望。然而残酷的现实是：99.99%的“郎朗梦”都是白日梦！

　　赵胤胤在接受采访时说：“关键是家长到底希望孩子以后成为什么样的人，钢琴能给孩子带来一些什么。只是为了小的时候让他多受一些苦，他的手指比别人动得快吗？还是说他考级之后重点中学能加20分？或者是希望他在艺术方面是一个有品位的人？但是很不幸的是，很多家长都跟我的爸妈一样，属于铁了心，无论如何都要让‘小兔崽子变成钢琴家的那种人。运气好的话这种希望可以实现，但是你要做好至少十年、二十年跟钢琴不停斗争的准备，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生理上。我必须要把《时代》杂志做过的一个调研的结果告诉大家：琴童和钢琴家的比例是25万到28万比1，就是说每25万个琴童里才可能有一个人变成职业钢琴演奏家，靠开音乐会维生。”

　　这就像是一场赌博，赌注是孩子的童年甚至整个人生。也许我们忘了，除了钢琴教育，父母还有社会教育、爱的教育、底线教育的责任。当药家鑫对一个妇女连捅八刀之后，也许我们应该觉悟，毕竟后者远比前者重要得多。

　　一项捞金的大工程

　　以郎朗为例，早在四年前，他就凭借7500万人民币的年收入跻身中国音乐家首富，如今，他每年的演出超过150场，每场演出费平均7万欧元，商业演出的出场费更是高达20多万欧元。而他代言了奥迪、索尼、万宝龙、阿迪达斯、招商银行等十几个品牌，据称每个广告的代言费至少500万元人民币。

　　一个穿着燕尾服的优雅男子，指尖流淌着优美的音乐，所到之处是鲜花和掌声，身后有花不完的财富。这样的图景对于哪个父母来说不是一个完美的期许？所以，“就让孩子学钢琴了！”几乎是异口同声，还在娘胎里的孩子就被指定了未来。

　　基于父母的狂热，一夜之间钢琴教师也纷纷成了财富的宠儿。一名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告诉记者，一个钢琴系学生授课，每小时收费100～300元，而教授则是300～700元。以此估算，一名普通的钢琴教师，一年仅收3个学生，收入也可达5万～10万元。

　　当然，在这个钢琴产业链上受益的不仅是老师，各种自立山头的考级机构和名目繁多的钢琴大赛也都赚得盆盈钵满。一位曾组织过钢琴比赛的钢琴老师向记者透露，组织一次少儿钢琴比赛，他最多一次赚了32万元，最少一次是18万元。

　　于是乎，钢琴，这个美其名曰艺术启蒙的教育，一时间成了各方利益角逐的竞技场，学生家长、钢琴教师、考试机构，演变成了“周瑜打黄盖”似的密集型产业链，一项捞金的大工程暗暗展开，而祭品却是家长的精力、孩子的快乐、教育的畸形、心态的扭曲。

　　“钢琴考级证书如同废纸一张。”这是著名音乐教育家刘诗昆一次愤怒的表态。

　　其实眼下“高分低能”的琴童多如牛毛。留法归国的钢琴演奏大师倪文就曾斥责考级制度：“为考级而弹琴，把艺术熏陶变成了应试教育。孩子们被一首或几首曲子折磨得死去活来，只懂机械重复，除此之外连基本的音乐知识都不懂。家长们竟然还为孩子过了几级而自鸣得意，不知道是可笑，还是可悲。”

　　今年16岁、学钢琴12年的北京女孩小天告诉记者：“我恨死考级了！每到考级前，我家总是鸡飞狗跳的。为了考级，家里的尺子没少打断过。有时妈妈下手重了点，爸爸心疼我，就朝妈妈吼，一场家庭大战自然免不了。”

　　多年从事钢琴培训工作的包女士告诉记者，目前钢琴考级制度随着每年考级人数的增加，变得越来越混乱，不仅有中国音乐家协会等大型协会组织的等级考试，也有很多艺术类大学组织的等级考试，甚至还有一些小型培训机构组织的，基本上是各立山头，标准很不统一。

　　钢琴，长久以来被贴上上流社会的价值标签，仿佛学过钢琴是有教养、有文化的标志。而现在，我们却越来越发现，这不过是家长们自欺欺人的一场梦，不过是商业大潮中又一面捞金的幌子。掺杂了太多功利心的钢琴教育，是一场实实在在的赌博游戏，它真的值得数不清的家庭放弃一切快乐去追逐吗？

　　我们可以热爱钢琴，但不要虐待自己。

　　（贾思远摘自《星尚画报》2011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