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

　　最近我弄到一份40多年前的内部文件，是当年拍摄电影《鲁迅传》时邀请好些文化人做的谈话录，其中一部分是文艺高官，都和老先生打过交道。我看了有两点感慨。一是鲁迅死了，怎样塑造他，修改他，全给捏在官家手里：什么要重点写，什么不能写，谁必须出场，谁的名字不必点，等等。这可见得我们知道的鲁迅，是硬生生给一小群人涂改捏造出来的。第二个感触就比较好玩了：几乎每个人都提到鲁迅先生并不是一天到晚板着面孔，而是非常诙谐、幽默、随便，喜欢开玩笑，千万不能把他描绘得硬邦邦的。夏衍，是鲁迅先生讨厌责骂的四条汉子之一，他也说老先生“幽默得要命”。

　　我有一位上海老朋友，他的亲舅舅即当年和鲁迅先生玩的小青年，名字叫唐弢。唐弢五六十年代看见世面上把鲁迅弄成那副凶相、苦相，私下里对他外甥说，哎呀，鲁迅不是那个样子的。他说，譬如鲁迅跑来看唐弢，兴致好时，一进门就轻快地在地板上打旋子，一路转到桌子前，一屁股坐在桌面上，手里端支烟，嬉笑言谈。唐弢还说，那时的打笔仗，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一本正经火气大，不过是一群文人你也讲讲，我也讲讲，夜里写了骂某人的文章，老先生隔天和那被骂的朋友在酒席上互相说起，照样谈笑。前面说到夏衍，我本以为鲁迅根本不与他玩，结果据夏衍的说法，他们时常一起吃饭谈天，熟得很。

　　除了鲁迅深恶痛绝的几位论敌，他与多数朋友的关系绝不是那样子黑白分明。胡适算是鲁迅的“夙敌”，可是你看鲁迅早年给胡适的信，虽敬而远之，不作熟腻之态，但也时常夹些轻微随意的文人式的调笑。他与郑振铎有好多通信，不厌其烦商量怎样印笺谱、怎样印得精良考究之类（这些信件往来正是鲁迅大叹时代黑暗，也正是柔石与瞿秋白被害的30年代初，当我在鲁迅博物馆亲见那些精致透顶的笺谱，我就想，这精致与闲心，不也是那黑暗时代的注脚吗）。可是我看夏衍写的回忆，就说鲁迅有一个时期见了郑振铎就骂他，说在《小说月报》上弄错了照片，翻译错误；他讲两个富家女婿，一是指邵询美，一是指郑。但在印笺谱、搞版本这事上，又非常要好。

　　这样子听下来，不但鲁迅好玩，而且民国时期的文人、社会、气氛，都蛮好玩，蛮使人开心，并不全是凶险，全是暗杀，并不成天你死我活、我活你死。文人之间的“死掐”，有也是有的，譬如周作人的得意门生废名迷恋佛学，和熊十力交好，天天论道。有天两人高声辩论，忽然就不出声扭打到一处，结果是废名怒冲冲走掉，第二天，又去和熊十力聊别的学问……我们今天的文人们，有为了学问而辩论至于扭打起来的么？没有，都客气得很。

　　我们的历史记忆、历史教育——假如我们果然有历史教育的话——都是严重失实、缺乏质感的。历史的某一面被夸张变形，另一面却是给藏起来，总不在场。我们要还原鲁迅，先得尽可能还原历史的情境。我说“尽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历史”常是哈哈镜，变了形的。我们要学会在“变形”中去找那可能准确的“形”。

　　在回忆老先生的文字中，似乎女性比较能够把握老先生“好玩”的一面。譬如章衣萍的太太回忆有一天和朋友去找鲁迅玩，瞧见老先生正在四川北路往家走，于是隔着马路喊。鲁迅没听见，待众人撵到他家门口，对他说喊了你好几声呢！于是老先生“噢、噢、噢……”地应了好几声。问他为什么连声回应，鲁迅笑说，你不是叫我好几声么，我就还给你呀……接着进屋吃栗子，周建人关照要拣小的吃，味道好，鲁迅应声道：“是的，人也是小的好！”章太太这才明白他又在开玩笑，因她丈夫是个小个子。

　　这样子看来，鲁迅简直是随时随地对身边人、身边事开玩笑，照江南话说，他是个极喜欢讲“戏话”的人。连送本书给年轻朋友也要顺便开玩笑——那年他送书给刚结婚的川岛（指鲁迅的同乡兼学生章廷谦先生——编者注），就在封面上题词道：“请你，从情人的拥抱里，暂时汇出一只手来，接收这干燥无味的《中国小说史略》。我所敬爱的一撮毛哥哥呀！”

　　那种亲昵、仁厚、淘气与得意！一个智力与感受力过剩的人，大概才会这样随时随地讲“戏话”。我猜，除了老先生遇见什么真的愤怒的事，他醒着的每一刻，都在寻求这种自己制造的快感。

　　但我们并非没有机会遇见类似的滑稽人，平民百姓中就多有这样可爱的无名智者。我相信，在严重变形的民国时期人物中，一定也有不少诙谐幽默之徒。然而我所谓的“好玩”是一种活泼而罕见的人格，我不知道用什么词语定义它，它绝不只是滑稽、好笑、可喜，它的内在力量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好玩，不好玩，甚至有致命的力量——希特勒终于败给丘吉尔，因为希特勒一点不懂得“好玩”；蒋介石败给毛泽东，因为蒋介石不懂得“好玩”。好玩的人懂得自嘲，懂得进退；他总是放松的，游戏的，豁达的；“好玩”，是人格乃至命运的庞大的余地、丰富的侧面、宽厚的背景；好玩的人一旦端正严肃，一旦愤怒激烈，一旦发起威来，不懂得好玩的对手可就遭殃了。

　　（闲思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笑谈大先生》一书，赵延年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