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风

　　

　　1.楔 子

　　我一个人站在一列大岩石旁边，岩石有一层楼那么高，表面是沉稳的灰黑色。然后，我看到我身边还有另一个人，这人，是我的丈夫。这件事，发生在2005年底，2005年底的梦里。

　　场景我极熟悉，这是我教书的学校。这座山上全是这种岩石，而梦中那块岩石位于第一教学大楼的西侧，靠近通识中心的东侧。这种石材叫唭哩岸石。

　　梦里，我很惊讶，我问丈夫：“咦，你怎么跑到我的学校来了？”

　　所谓我的学校，是阳明大学，不过我更喜欢它以前的名字——阳明医学院，老实素朴，干吗赶时髦去升格作大学？

　　丈夫回答我说：“我来帮你收拾办公室！”

　　梦中的我更惊讶了，口里没说，心里却一直念，奇怪呀，这个人怎么会来做这件事？平时一周之中周末的晚上叫他洗一次碗是可以的，叫他到我的办公室来帮忙收拾，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当然，反过来说，我也不会贤惠到跑去为他收拾办公室。

　　梦中的我想到这里心绪忽转凄凉。我想，啊，我知道了，一定是我死了，我现在已是鬼，而他，不得不来帮我处理办公室里的遗物。

　　就在此刻，我醒了。

　　那时候，我刚发现患了大肠癌，正要安排开刀。我自己圆梦说，这大概是表示我内心仍有恐惧吧？毕竟，死亡，是多么奇怪又陌生的题目啊！

　　梦醒后，我很好奇，自己变成鬼以后为什么不去魂游八方，享受一下不再为肉体形质所拘的自由？反而巴巴地跑到学校去，学校，才是我这一生魂梦所依归的地方吗？

　　我把梦说给丈夫和女儿听，女儿听了立刻抗议说：“啊哟！你怎么变成鬼也要先跑回学校去呀？”

　　唉，我自己也不解，从六岁起到此刻，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学校，如果我的魂梦会不小心跑到学校去，这种事，哪里是我挡得了的呢？

　　2.没有医生要下乡

　　那是1975年的春末夏初，韩伟先生打电话给我。

　　“你今天晚上有空吗？我要去你家看你。”

　　他是我所钦佩的人，但他那件“令人钦佩”的事其实说来也颇令人伤感。原来他因成绩优秀，考上了公费留学，既是公费，依契约，学成之后自当归台服务。不过那是五六十年代，台湾生活条件和研究条件都不好，所以一旦放这些优异分子出去，他们就留在美国不肯回来了。韩伟其人因为一向磊落诚实，觉得当然非回来不可，由于“众人皆留我独回”，所以在当时差不多变成“怪事一桩”，他回台之事，居然上了报纸，变成新闻了。

　　此人来找我做什么呢？

　　“今天早上经国先生召见了我——”

　　“唔——”

　　“他说，他要办一所公费的医学院。他说，乡下人生病很可怜，没有好医生，合格的医生大部分只肯留在城市里，现在来办一家公费医学院，学生免费读，读完了以后就要接受分派，到边远地区服务。”

　　“我接下来会跑去美国劝一些学者回来教书——但，在这之前，我想先请你答应我，到这所新成立的阳明医学院来教国文，医学院的人文教育也是很重要的。”

　　“你给我三天时间考虑一下。”

　　啊！要不要去呢？这院长有学养，有担当，有理想，会是个好主管。而医学院学生的素质又是众所周知的优异。但我已在母校东吴大学中文系开着我心爱的课，如果离开东吴中文系，我就注定脱离“正轨”了。我在医学院教国文，再怎么教，也只会是个“非主流”，我要去吗？

　　不过转念一想，“非主流”也有不少好处，可以没有人事或行政的压力，不会卷入不必要的是非，可以我行我素，倒也自在。

　　何况打算聘请我的是一个极有医学教育理想的人，大家一起，从一块砖开始奋斗，真也是人生难得的好因缘、好际遇啊！

　　三天后我答应了韩院长，电话中他很兴奋，说：“太好了，我发出我的第一张聘书了！”

　　那年头没什么三级三审，凭的就是一句话。经国先生选韩伟，韩伟聘老师，都是“一句话”。现在听来虽十分诡异，但当年那种“一句话付出终身”的痛快淋漓是多么令人发思古之幽情啊！

　　韩伟另有一事令人难忘。他在任时，每到暑假发新聘书，总是亲自到办公室来。见了面，鞠了躬，亲自双手奉上聘书，并且说几句感谢的话——名副其实的“礼聘”。

　　3.吃饭和解剖，都挤在那一栋楼里

　　韩院长治校严谨且以身作则，初期的阳明其实像一个大家庭。第一届学生只招了一百二十人，宿舍还没盖好，大家住在唯一的一栋大楼里，男女生宿舍也在一起，中间隔个木板，简直可与美国大学宿舍那种“男女比邻”相媲美。但在那个纯真年代，同层宿舍，同学相处也只如手足。

　　那栋楼是石头盖的，庄严敦实，大家上课在其中，上班在其中，吃饭在其中，开会在其中，解剖也在其中。反正，你想不跟别人熟也难，成天走来走去都会碰到老师或同学。三十年后同学会，首届毕业生无不怀念那段亲密岁月。

　　4.我们的学生，救活了

　　创校初期有个同学在荣总（一所实习医院）为肝病病人打针，不小心针头戳到自己，得了猛爆性肝炎（又称急性重症肝炎——编者注），一时全校人的心都抽起来。除了各自祷天之外，院长要求荣总“不计代价全力抢救”，同学凡能捐血的都捐了血，希望能把这位同学整腔的血都汰新。后来得知他痊愈时，大家是多么欣喜若狂啊！

　　但就在同时，另外一家私立医学院有位同学得了同样的病，似乎因为当时他的父母在日本旅行，没人为他签字，病情一耽误，便死了。学校里有个能顶住事的大家长，真是好。

　　学校里有位教授书教得不错，却被补习班延聘了。那时各医学院都开始流行设硕士班和博士班，连考博士也有人教你怎么考。这种师资当然难求，所以薪水大约是正规大学的六倍。但此事让韩院长知道了，他毫不容情，只问：“你要选哪一边？”

　　那位老师选了补习班。

　　所有的学者，不管多权威，发聘书之前他都有约定，其中包括不赌博、不在校抽烟。他的理由也很有意思，他认为这些学生将来都是医生，医生会叫病人别抽烟，所以医生自己就不该抽烟，因此医生在学生时代就不该抽烟。而做学生的既不该抽烟，教授却抽，这怎么说得过去？

　　有些教授大概认为这保证只是个形式，偷偷抽上几口谁又知道？不料后来竟颇有几人为此离职的。

　　那年头美国自由主义在台湾很当道，而董氏基金会还没有办法来杜绝公共场所的抽烟行为，韩院长竟常常挨骂。连他去世之日，也竟有某报纸的社论认为他禁烟的作风过分。我当时心中十分不忍，打电话去跟那位雅好音乐的张姓主管请求一点公正的论述。他的答案竟是“社论又不是新闻，没有更正的必要”。如今那家报纸已歇业，张先生也已因肺癌早逝，反而是韩伟“公众场所不见烟”的理想在世界各先进国家施行。

　　依照制度，教授做若干年后可休假一年，那一年，韩伟也没闲着。他一跑跑到极南方的恒春，在那里看诊行医起来，他说：“既然叫学生下乡，自己就该先下！”

　　5.桂馥兰馨

　　前些年，闹SARS（非典型性肺炎——编者注），我的心不免紧揪，因为在第一线上拼命的多是我的学生啊！在电视上看到璩大成愿意受命前往和平医院（当时指定的防SARS医院），几乎泪下，但脸上却笑起来，说：“啊哟！这家伙，几年不见，怎么变得那么白了呀！”

　　他在我班上的时候是个黑黑高高、英飒逼人的豪气少年啊！但白归白，中年的他此刻跳出来，单刀赴“疫”，仍然是豪气少年的作为。

　　阳明不甚有美景，像台大之有溪头，唯一可观的是俯瞰关渡平原，再过去，就是远方观音山的绚烂落日了。春天有栀子花和相思树的香息，秋天有台湾栾树的黄花和红果。不过，这一切哪里抵得上佳秀子弟日日茁长，终成为桂馥兰馨的美景呢？

　　有一年，在周颖政同学（他现在已是阳明公卫所的所长了）的邀请下参加了阳明暑期服务团队，去往四湖乡。那时早期学长徐永年已在当地行医，他开着辆老车四处去了解乡民的病情。我跟着他走，走到某家老宅，院子里有一只不用的老瓮，我叫他试着去要，他去了。老人家看是“医生的老师”想要，就立刻许了。我回来洗干净，放在学校通识中心的长廊上，插上些枯枝，作为一景。不知道的人看它只是一瓮，对我来说，它却是早期毕业生上山下海为老农老圃治病的一番念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