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

　　市长

　　一上车，就看见他在大声地和司机说话。

　　大概有60多岁了吧？他一头银发，梳得光洁照人。眼睛陷在松皱的皮肤里，老是淌着水，像生病的狗。他很瘦弱，一只脚跛着，走路一蹬一蹬的。上下车时，总是大声地与人问好，还要守在车门处，指挥别人的上下，吆喝一两声。

　　他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瑞士人惯于安静，又何况这是个阴沉寒冷的冬晨，每个人都带点微愠的表情缩在大衣的领子里。只有他，指手画脚、兴高采烈地在讲述一件事情，有时候，笑得呛了，得捧着肚子、前仰后合地笑着。

　　下了车，他站在路边，进行“阅兵”。川流不息的人群从他身边经过，妇女买菜的篮子碰着他的大衣，他很庄重而优雅地行举手礼，并热情地致意：“孩子们，晨安！”

　　他说他是苏黎世的市长。

　　银行小职员

　　火车站里有个小小的银行，我去把马克换成瑞士法郎。

　　坐在柜台里的中年男人正在数钱，手敏捷地翻转着钞票，嘴迅速地念着数目，用瑞士语念，和德语稍微有点出入。

　　把钱交给瑞士顾客，下面一个红头发的女人拿著一沓西班牙钞票，以西班牙语要求换钱。职员微笑着取过钱，用西班牙语和顾客交谈、数钱、欢迎她再来。

　　下一个顾客讲意大利语，拿了一沓里拉。职员像唱歌一样，嘀里嘟噜说着流利的意语，用意语数着钞票，一十、二十、三十、四十……

　　轮到我了，他顿了一会，等着我先开腔，以便决定他该用哪一种语言应对。我说了德语，他如释重负，用标准的德语开始数钞票。

　　转身离去时，听见他正愉快地以英语问候下一位顾客“早安”……

　　外籍劳工

　　在票亭边，突然有人碰我的手肘。一看就知道是个工人的男子，在寒天里只穿着单薄的夹克，显得人更畏缩。他对我说了些什么，口音很浊。

　　我下意识地退开一步，戒备地望着他憔悴的瘦脸：是个外籍劳工，他想向我要什么？

　　他伸着粗大的手掌，掌心中有几个钱币。渐渐地，我听懂了他破碎的德语：“钱，买票，怎么丢？”

　　我拾起他掌心中的钱币，分门别类地丢进机器里，车票“咔”的一声蹦了出来。

　　他鞠了个躬，很谦和地道谢，离去。

　　我想着自己早先对他的猜疑与戒心，心里很不舒服。

　　汉学家

　　胜雅里是瑞士少数几个懂汉学的专家之一。他是个法律博士，也是德国大学的中文博士。我想向他请教一些有关瑞士文学与语言的问题。一年前打电话给他，问他几时有空，可以碰个面，电话那头传来他慢条斯理的声音：“碰面很好。等我学期结束之后，我就有时间了。应该在3月吧！”

　　打电话的时候是10月，距离3月还有半年！这瑞士人是怎么回事？

　　最喜欢取笑瑞士人的一个朋友为了释谜，告诉我一个瑞士人的故事：

　　有一对住在山里的瑞士夫妇生了个儿子，健康活泼，就是沉默寡言，到了4岁还不曾说过一个字。

　　父母等呀等的，开始有点焦急了。有一天早上，做妈妈的给儿子倒了杯牛奶，儿子呷了一口，撇了嘴说：“这奶酸了。”

　　妈妈大吃一惊，手里的盘子摔破在地上。她奔过去抱着儿子，满面喜悦的泪水，说：“孩子，你原来会说话呀！为什么这些年来竟不说话呢？”

　　儿子大不以为然地回答：“到今早为止，牛奶都还可以嘛！”

　　朋友说：“这个故事的教训是：瑞士人是极迟钝的，要以绝对的耐心对待。”

　　过了半年，胜雅里和我约定在“迟迟咖啡屋”会面。

　　这个小小的咖啡屋大概总共只有5张桌子，前门观后门。特别选这个小地方，为的是方便胜雅里认出我来；自然应该由他来认出我，既然我是突出的少数民族。

　　我准时10点到达，坐下，左边坐着两个女人，右边坐着一个高大的金发男人，各人喝着各人的咖啡。5分钟过去了，10分钟过去了，15分钟眼看要过去了，隔座的男人突然礼貌地说：“请问您是不是——”

　　啊！我当然就是！在东方人极少极少的苏黎世城里，在约好的时间10点整，在约好的地方“迟迟咖啡屋”，会同时有两个东方女子踏进门来吗？那是何等微小的概率。您居然等了15分钟才相认？

　　我们肩并肩地静坐了15分钟！

　　愉快地谈了一个小时之后，我说：“几时您应该到我们家来吃个晚饭——”

　　话没说完我就后悔了，果不其然，瑞士先生慢条斯理地打开记事本子，慢慢地说：“让我瞧瞧——对，明年7月的时候我应该可以吃晚饭……”

　　7月，那个时候，地球是否还运转着，太阳是否仍旧由东边升起，我都不能确定呢！

　　我由衷地羡慕起笃定的瑞士人来。

　　（姚远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看世纪末向你走来》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