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筱箐

　　中国的快和美国的慢也许不能单纯地用速度衡量和比较，或者说在这个比较中，一些比速度更重要的因素被忽略了。

　　纽约的火车时速只有80英里（128公里），慢到可以在擦着水边、没有围栏的低轨上安全行路，可以把路边的风景细致地镶在车窗里，可以让你在平缓而规律的轻轻摇摆中做一场江上泛舟的白日梦。

　　难怪一位非常“大美国主义”的美国朋友去了趟中国，坐了坐往返于天津和北京之间时速350公里、单程30分钟的高速列车之后，产生了严重的危机感，“跟中国的火车比，美国的火车简直是个笑话。中国太快了，这样下去很快就会赶上美国。”他从中国回来后对我说。

　　不过，虽然美国请了中国公司帮着建高铁，雇来中国留学生研发电脑，但它要想在速度上和中国过招，基本没有胜出的可能。从小处看，这里买房子走完正常的手续最少需要半年；想去家庭医生诊所看感冒，病好了都可能还没等到预约的日期。从大处看，这里的世贸大楼遗址重建在“9·11”过去快10年的时候还在纸上谈兵，在曼哈顿的胸口上留下个流干了血却结不了痂的空洞；那条许诺给在美国长大却没有身份的青少年发放绿卡的“梦想法案”，提出了近10年还没有被通过。当年的青少年已经在梦碎泪干中准备步入中年了。

　　如果你是像我这样住在海外的中国人，把中国和美国这么比一下，没理由不心潮澎湃。

　　不过，要是真的有机会常回家看看，你可能又会发现，中国的快和美国的慢也许不能单纯地用速度衡量和比较，或者说在这个比较中，一些比速度更重要的因素被忽略了。

　　如果只比速度，在高速路上不理会震天的喇叭声，像詹姆斯·邦德一样左闪右绕、侧超横插勇往直前的司机们；景点售票處前水泄不通的队伍里，前心已经贴到别人的后背还在往前挤的游人们；汽车到站时卷起袖筒张开手臂，拿出拼个你死我活架势的乘客们；那些还没达成协议就派来推土机，几分钟内把别人的房子夷为平地的开发商们，他们算不算“中国速度”的一部分？

　　那些在残疾人要上车时，耐心地等司机停下车、放下升降机，又帮轮椅系好安全带的公交乘客们；那些在失业金申领处心急如焚却老老实实站在黄线后等前面的人离开才走到窗口去的人；那些为一个法案举行好几次公听会，让市长局长和张三李四王麻子都当面锣对面鼓地把话说完才做决定的立法议员们，他们是不是“美国速度”的一部分？

　　很多人在讲到这些时，总喜欢拿“素质”说事，其实“素质”是一个太过简单的解释。过去的30年里，中国人一直在埋头赶路，每个人都拼命向前跑，生怕误了一班车，错过一班船，被别人赶上。在路上大家难免互相冲撞，甚至把对方绊倒，但这种蕴藏在个体里的巨大动能，也成为这个国家迅速发展的引擎。

　　这个阶段美国也曾有过。100多年前，美国就是凭着这股冲劲超过了英国和德国，把世界的中心从欧洲搬到了年轻的北美大陆。但这种原始的动力最多只能支撑一个时段，在大家都打马扬鞭的时候，它无往不胜；但当大家都换成了汽车，如果每个人都只顾加速向前，只能让所有人陷入混乱中动弹不得。中国哲学里所讲的欲速则不达，反而被美国人领会了精髓。“9·11”大劫发生后，死里逃生、惊慌失措的人们，在前来救援的巴士前自动排成一队按顺序上车。

　　与其说这种秩序源于教育和修养，不如说来自最实际的考虑：一过了最初飞速发展的阶段，人们就会慢慢明白，要想接着往前走，除了遵守有先有后、有走有停的交通规则，除了不再坐视一些人乘坐的车把另一些人碾成灰尘，除了不再拒绝万众一心背后不同的声音，你别无选择。

　　（李政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1期，黎 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