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菲菲

　　信，还是不信？这是个问题。

　　今天，“不相信”的情绪已然渗透进许多中国人的生活：吃饭不相信食品的安全性，出行不相信铁路部门解决买票难问题的能力和诚意，上医院不相信医生的职业操守，打官司不相信司法会保持公正……

　　有人说，幸福感源自相信。而当怀疑一切成为整个人群的集体意识时，中国人与幸福的距离该有多远？

　　一

　　不相信其实未见得比盲目相信更糟糕，怀疑有时候是一种进步，说明信息渠道多了，社会开放程度增大了。但我们的问题是爱走极端，现实是别人干不出来的我们干得出来，别人想不出来的我们也干得出来。一旦相信，我们就热血沸腾全国串连亩产十万斤儿子打倒老子老婆跟老公划清界限，不相信则心如死灰豆腐不吃了国产奶粉不喝了老人家倒地也不扶了。

　　如今，怀疑和警惕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因为匪夷所思的事情不断发生。住，我们有楼倒倒、楼脆脆、楼歪歪、楼薄薄；吃，我们得小心假烟、假酒、假鸡蛋、假牛奶、地沟油、人造脂肪、美过容的大米、药水泡大的豆芽、避孕药喂肥的王八、洗衣粉炸出的油条；出门，我们要提防推销的、碰瓷的、钓鱼（执法）的；上医院，我们担心假药、无照行医、被过度治疗；此外，我们还要面对假票、假证、假中奖、金融诈骗、假新闻，等等。

　　面对如此炎凉世态只能茫然自问：我们究竟应该相信谁？

　　武汉洪山区“钉子户”童贻鸿选择了首都警察。在武汉他被指控扔砖头伤人，因为不信任当地警方，自己花1000多块钱坐飞机到北京朝阳区双井派出所自首。而浙江乐清“上访村官”钱云会被工程车压死一案，乐清警方第一时间发布微博澄清案情，但数万条跟帖绝大部分都抨击警方撒谎，人们不相信钱云会之死的背后没有打击报复。同样，在有媒体爆出八成火锅为“化学锅底”后，中国烹饪协会立即辟谣，但网民并不买账，并“人肉”出协会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乃是某知名火锅企业老板。

　　一时之间，“阴谋论”风行中国互联网。有时候，往往越是被官方或专家澄清的，反而越遭到网民的质疑。英国《卫报》评论说：“人们对此类事件（钱云会案）的猜疑显示出当局所面临的信任问题的严重性。在所有国家，‘阴谋论在网上都很盛行，但在中国有着尤为强大的吸引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也表示：“不管钱先生之死的真相如何，考虑到舆论的偏向，这难道不正揭示了一种危机？如果你是官员，你不应该感到焦虑和担心吗？”

　　二

　　需要焦虑和担心的或许不只是政府官员。今天的中国，让我们“不相信”的土壤几乎随处可见且相当肥沃。

　　“绿豆治百病”的张悟本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最初就是被中国中医研究院下属的产业部门聘为养生食疗专家，开讲座，上电视，卖产品，利益共享。作家谢朝平因自费出版纪实文学作品《大迁徙》而遭遇陕西渭南警方跨省拘押，后者在敲开谢朝平租住房前自称“人口普查的”，后来谢被取保候审。

　　怪事多发，就见怪不怪了。每件奇闻都会引来人群的围观和议论，但很快就被新奇闻的热闹所取代。我们是能屈能伸、知足常乐的民族，吃饱肚子就一团和气。鲁迅说过：“我们都不太有记性。这也难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但真相没有弹性，而且刺目、扎手、揪心。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不仅出产残缺的身体——太监和小脚女人，也出产残缺的精神——奴性。鲁迅在《华盖集》中说，中国的尊孔、学儒、读经、复古，是为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

　　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认为，有好些事情，因为我们做了某一群体的分子，就非做不可，这和真假对错没有关系。皇帝什么也没穿，但大家都夸他的新衣服漂亮。罪魁固然是别有用心的骗子和愚蠢虚荣的主子，但鼓掌叫好的大众也并非无辜。个人相对于体制是渺小的，但体制又由每一个人构成。于是，正如陈凯歌指出的，站起来控诉的多，跪下来忏悔的少。

　　我们活着，而且确实“欣然”。任何可悲可恨的事情都可以用笑骂的形式变成娱乐甚至狂欢——只要没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在挖掘黑色幽默方面体现出无穷无尽的聪明才智，比如“蒜你狠”“豆你玩”“糖高宗”“姜你军”和“床前明月光，我爸是李刚”；我们编出《救助老人安全宝典》，我们在《阿凡达》里看到野蛮拆迁……

　　三

　　我们活在两个世界。现实中，我们不相信一切陌生人，我们明哲保身，安安稳稳做沉默的大多数；家家都安防盗门，低层住户都装防盗网；我们不敢让小孩自己上下学，即使学校门口有警察维持治安；我们对陌生人充满警惕，人口普查员遭遇入户难。虚拟世界里，网络是那件神奇的衣服，把大家全变成了蜘蛛侠。现实到了网络就完全调了个儿：发言者陷入沉默，沉默者开始发言；权贵默默退后，草民成了主角。

　　所以，一些人说，现在的人很虚伪。这种虚伪甚至渗入我们的教育。百度百科有个词条“伪文章”，指的是不惜通过虚构事实来表现真善美的小品文。其煽情和编造手段之虚假严重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代表作就是入选小学语文教材的《一面五星红旗》。写的是一位中国留学生在国外漂流遇险后，宁愿忍饥挨饿，也不肯用国旗换面包，最后晕倒在地，赢得外国友人的尊重和友情的故事。对儿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没问题，关键在于以什么方式进行这种教育。当“伪文章”充斥教科书，虚伪就不仅变得可以接受，而且成了准则。

　　从某种角度讲，许多人的虚伪不是虚伪，而是“务实”，是我们多少年来在理论与实际、语言与行动、书本与生活、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中总结出来的“智慧”和生存之道。比如，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尊老爱幼、助人为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老人当街摔倒我们不敢扶，因为有“彭宇”们好心帮助老人反而被讹的前车之鉴。这不等于说满大街的老年人都准备讹人，相反，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但疑虑是一种心魔，一旦迅速传播就很难治愈。

　　普遍的强大的疑虑已经成为社会的“精神疾病”。假的我们不信，真的我们也不信。当“77元廉租房”引发的愤怒被证明是一起谣言时，我们也会陷入迷惘：除了自己，我们到底还能相信谁？

　　也许只能相信小孩子。北京一名11岁的小学生去年在老师的帮助下做了一个简单的食品安全测试，发现他随机选择的14种鲜蘑菇中有13种经过漂白处理。而北京市政府食品安全办公室进行的调查称，北京市场上销售的蘑菇97%未检出漂白剂，可以安全食用。一个是小学生的随机调查，一个是政府部门的“权威发布”，你该相信谁？1100多人参与进行的网络调查显示，绝大部分人相信小学生的检测结果，只有8个人说他们对政府部门的检测有信心。

　　不只普通人相信小孩子，一些地方有关部门也在公开或半公开地表达着自己对于成年人的不信任。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2009年7月在全区公检法系统竞职笔试中，聘请当地18位少先队员来监考，结果抓出25个作弊的。公检法的责任是维持社会正义，他们自己内部的公平却要未成年人来监督。

　　四

　　对陌生人的不信任只是当前“不信任文化”最末端的表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不信任砌成中国墙》一文中说，中国没有“柏林墙”，但由高强度的“不信任”砌成的“社会墙”却存在于社会各个群体和各个角色之间，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在资本和人民之间，在穷人和富人之间……不一而足。

　　信任是人与人交往、合作的基础。无论夫妻关系还是官民关系，没有信任就只剩下彼此哄骗，自欺欺人。像那个段子形容的：官员们哄百姓开心做做秀，下级哄上级开心做做假，丈夫哄老婆开心做做饭，自己哄自己开心做做梦……哄来哄去的结果，就是鲁迅说的比真的做戏还要坏的“普遍的做戏”，也是严复所说的“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作于伪，终于无耻”。

　　纵观近年来的网络热点事件，资深网友黎明如是总结：只要是涉官、涉权的都会出现这个规律：不信——不信——就是不信，老百姓已经变成了“老不信”。黎明认为，解决这场“国民不相信运动”的办法就是政府退出“经济竞争”，不与民争利，更不夺民之利，不作为纠纷或迷案中的利益方出现。

　　周国平在北京大学做过一次演讲，题目叫“中国人缺少什么”。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严重弱点是重实用价值而轻精神价值。中国人缺少的不是物质文明，而是精神文明，即真正的灵魂生活和广义的宗教精神，所以没有敬畏之心，没有自律。几十年来的经验证明，财富未必能带来尊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不成正比。飞奔在致富的道路上，我们更是成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上帝、马克思、老天爷和十八层地狱都既不能让我们敬，也不能让我们怕。当下的游戏规则就是不要规则，不懂这个道理的就是阿甘，或者堂吉诃德，只能等着被淘汰。

　　最近一项面对上海市民的调查显示，有超过90%的人认为诚实守信会在不同程度上吃亏。但是，中国有句老话，吃亏是福。西人也说，被骗也比骗人强。历史告诉我们，判断事物的标准往往并不在当下。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更是时间。违背常识的情况无论多么普遍多么强大都不可能长久。今天的什么都不信和几十年前的盲目相信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信任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

　　（余娟摘自《国际先驱导报》2011年1月17日，邝 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