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萍

　　

　　姥姥挣钱了

　　眼看着姥姥老了。

　　我从来没想过姥姥也会有老的那一天。从我记事起姥姥就是个梳着小纂儿的老太太，几十年了不曾年轻也不曾衰老，直到有一天哥哥从泰山给姥姥买回来一根写满寿字的拐杖，姥姥如获至宝，我这才意识到姥姥老了。

　　老了的姥姥盘腿坐在床上，说着说着话就睡着了。

　　这么连轴地睡，还不很快就睡过去呀，我害怕了。我试过，一上午陪着她又说又笑她会一直不睡。于是我给她分配了工作。

　　我家定了三份报纸，一份《新京报》，一份《北京青年报》，每周还有一份《南方周末》。我跟姥姥说这三家报社回收旧报，凡是看过的，你按大小张和有图片、没图片的分类叠整齐。

　　“每天的工资是15块钱，你做不做？”

　　姥姥想都没想：“做，做！闲着也是闲着。”

　　姥姥越来越糊涂了，有时把《南方周末》叠进《北京青年报》里，又把《北京青年报》混进《新京报》里。

　　我吓唬她：“有你这么不认真的员工啊？你这是上班，又不是家庭妇女干家务活，要严格要求自己。”

　　姥姥真是个好同志，从那以后再也没错过。她的办法是数大字，《北京青年报》是5个大字，《南方周末》是4个大字，《新京报》是3个大字。

　　那一年多的时间里，姥姥每天把全家翻得乱七八糟的报纸一张张地分类叠好，晚上交给我。有时我故意把叠好的报纸再翻乱了，她就仔细地又整理一遍，不厌其烦。每月的30号，我这个3家报纸的“老总”都准时地给姥姥发450块钱。每次我都把钱换成新的，姥姥一张一张地数好放进她的手绢里包好，再放进她的抽屉里。

　　记得第一次把这份工资交到她手里的时候，姥姥不接。“你留着吧，买个菜啥的。”

　　“这哪行啊！这是你的工资，你的劳动所得呀！我拿了你的工资，这不成了剥削劳动力吗？”

　　姥姥拿着工资时的激动我是真看出来了。你想啊，姥姥在家工作了一辈子，没以自己的名字领过一分钱。年轻的时候孩子多，她没下过一天地。年纪大了，孩子都有出息能挣钱了，她拿的也不过是孩子孝敬她的钱。

　　姥姥还是老了，报纸叠着叠着也挡不住昏睡了。

　　我又布置了新工作。

　　“姥姥，我们单位回收瓜子仁，出口欧洲。质量要求严，不能用嘴嗑，要用手剥。仁要完整的，不能碎。剥一小瓶（普通的玻璃杯）15块钱，你做不做？”

　　姥姥真是见钱眼开：“做，做！闲着也是闲着。”

　　第二天我就去买了5斤葵花子交给姥姥。

　　那一年多，我家大瓶子、小罐子都装着姥姥“给欧洲出口”剥的瓜子仁。每天我出门前都上她屋带上她的产品，转手又放回我屋的冰箱里。

　　姥姥依然每天三五斤地剥着瓜子，家里地上、床上、桌子上到处都是瓜子皮，姥姥屋里像个瓜子加工厂。我们成包成袋地往家进货。有时看姥姥太累了，就说这几天单位清点货物，暂时停工，你先歇两天。

　　吃够了熟的，我们就买生瓜子，托人从东北进那种正宗的颗粒大的好瓜子。我们几个晚辈常聚在一块儿商量，这么剥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啊，工作量太大了。我们又规定姥姥周五至周日3天休息，说这是国务院规定的，但工资照发。这样，姥姥一周只工作4天。姥姥歇着手，我们歇着心。

　　姥姥两只手的大拇指、食指的皮都变硬了，但我心里依然高兴。姥姥不瞌睡了，饭量也大了，人也精神了。

　　晚上睡不着，起来看着这一杯一杯的瓜子仁。我把它们倒在桌子上，再一粒一粒地捡回去，偶尔放进嘴里嚼一嚼，咽下去的却是滚烫的泪水。

　　50年了，心跟着姥姥一起走。小时候是她扯着我，长大了是我扯着她。我怎么从没想到终有一天我是扯不住姥姥的，不是我撒手，是姥姥先撒手啊！

　　多少个艰难的时刻，都是姥姥用她那大白话点拨着我，支撑着我；多少个想不开的问题，都是姥姥一个个鸡毛蒜皮的比喻让我豁然开朗。姥姥的宽容、姥姥的良善，不断地修正我的缺点，改正我的错误，姥姥的智慧、姥姥的光亮始终照耀着我，温暖着我。可是姥姥要走了，这一切她会带走吗？即使都会留下，我怎么还是那么无助、那么害怕呀。

　　瓜子，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食物把我的心填满了，满得再也盛不下任何东西。是种子就能发芽吗？

　　姥姥晚年的这两份工作让她挣了不少钱。一月900，每月底我们都按时发她工资。后来都发展到我们从邮局拿了汇款单让姥姥盖章，说是单位规定必须让她自己签收。

　　看着姥姥往汇款单上盖章时认真、喜悦的神情，我心里真是爽啊！给姥姥哪怕一丝的快乐对我来说都是莫大的安慰，因为姥姥的日子不多了。

　　姥姥自己挣钱了，那种慷慨和往日的慷慨不一样了。回趟老家，得意地跟我说，她给了某某100块钱，又给某某买了啥。自己挣的钱和别人给的钱真是不一样，即使自己孩子给的也不行。

　　我过去常对我妈和姥姥说，你们使劲地花钱，我存折上所有的钱都是你们的钱。打从姥姥挣工资开始，我就不再这么说了，我要做的就是把一大沓现钱放到妈妈和姥姥手里，存与花是她们自己的事。

　　我怎么早没想到这个再普通不过的理儿呢？

　　姥姥真的老了，精明了一辈子的姥姥不知道我们一直在演戏让她欢喜，有时喜悦得都那么夸张，姥姥也看不出。

　　我知道，大幕总要落下，演出一定会结束。只是我盼望它落得慢一点，结束得晚一点。

　　天黑了

　　姥姥走的那年春节我还跟她说：“挺住啊老太太，使使劲，怎么着咱们也得混个百岁老人。”

　　姥姥说：“有些事能使使劲，有些事就使不上劲了，天黑了，谁也挡不住喽！”

　　“姥姥，你怕死吗？”

　　“是个人就没有不怕死的。”

　　“那你这一辈子说了多少回‘死了算了？好像你不怕死，早就活够本儿了。”

　　“孩子你记住，人说话，一半儿是用嘴说，一半儿是用心说。用嘴说的话你听听就行了，用心说的话才是真的。

　　“给别人听的话就得先替别人想，人家愿不愿意听，听了难不难受、高不高兴。这一来二去，你的话就变了一半儿了。你看见人家脸上有个黑点，你不用直说。人家自己的脸，不比你更清楚吗？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你要真想说，你就先说自己脸上也有个黑点，人家听了心里就好受些了。”

　　哦，凡事要替别人想。

　　知道姥姥走了的那天我在东北拍戏。晚上6点刚过，哈尔滨已经天黑了，小姨发来一条短信：“6点10分，姥姥平静地走了。”看了短信，我竟然很平静，无数次地想过姥姥的走，天最终是要黑的。我一滴眼泪也没掉，只是不停地在纸上写着“刘鸿卿”3个字，姥姥的名字。

　　看着小姨的短信，心里想的却是半个月前和姥姥在威海见的最后一面。

　　那天我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坐早上7点的飞机去了威海。出了烟台机场，我打了一辆出租车，来到威海最好的医院。

　　高级病床上躺着插满了各种管子的姥姥，一辈子爱美、爱干净、爱脸面的姥姥赤身裸体地被医生护士翻动着。

　　一个一辈子怕麻烦别人的人在最后的日子里尽情地麻烦着别人，三个姨一个舅妈日夜在病房里守护着姥姥。到了医院，看见姥姥的第一眼我就知道，无论谁在，无论用什么最现代的医疗手段，姥姥的魂儿已经走了，眼前发生的一切都和她无关了。

　　天黑了。

　　医生商量要不要上呼吸机，感冒引起的肺部积水致使呼吸困难。

　　我问上了呼吸机还能活多久，医生很坦率地说：“不好说，毕竟这么大岁数了，身体各个器官都衰竭了。”

　　“不上了吧。”

　　切开喉管就得一直张着嘴，用仪器和生命对抗，直到拼完最后一点力气。姥姥还有力气吗？救姥姥还是安抚我们这些她的亲人？我瞬间就把自己放在了姥姥的秤上。

　　50年了，我和姥姥无数次地说起过死，挺不住了就倒下吧。

　　姥姥，你不是说过吗，“天黑了，谁能拉着太阳不让它下山？你就得躺下。孩子，不怕，多黑的天到头了也得亮。”

　　（雨晨摘自中华书局《姥姥语录》一书，戴晓明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