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

　　

　　

　　5年来，吴仁贤的生活几乎整个变了样儿。他调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开上了不同的车子，当年还念初中的女儿也已经考上了大学。但有一件事，却从没变过。

　　每个月，这个杭州滨江区的45岁男人都会亲自或委托别人，将一笔数目基本固定的钱通过银行打过去。这些钱，有的来自同事和朋友，有的来自陌生的捐助者，还有的是他自掏腰包垫上的。然后，在海南某所大学附近的自动取款机里，小梅会取出这笔钱，再将它分成三份，将两份分别寄出。

　　自从5年前母亲被杀害以后，这笔钱是孤儿小梅和两个妹妹生活的来源。但她却并不熟悉吴仁贤。他们通电话的次数不多，有时一个月才一次，通常都是简单交代完事情就挂掉。

　　他们只见过两次面，交流也不算多。旁人要是问起来，小梅甚至说不出吴仁贤太多的特点。但有一次，在一条节日祝福短信里，她忍不住给吴仁贤写道：“在我心里您就像父亲一样！”

　　母亲

　　这个像父亲一样的男人，在一个非常悲惨的时刻走进小梅的生活。

　　2006年3月25日凌晨，小梅的母亲在杭州市滨江区的一间出租屋里被杀。案情很简单，警方很快侦破了这起抢劫杀人案件，几名在附近工地打工的嫌疑人被抓获。

　　但被害人的故事却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年前，她来到杭州滨江新区谋生。作为当时参与侦破的滨江公安分局重案中队队长，吴仁贤至今仍然不愿意公开提起她的职业。他只是引述一家媒体的报道，称她做的是一份“对女人来说并不光彩的职业”。他坦诚地说，一开始，自己对这个女人心里有过轻视，但在破案过程中逐渐了解了她的命运后，他觉得，这个女人不容易。

　　她的丈夫、小梅的父亲，1994年在广州打工时遇车祸身亡。他本来是想出去替孩子挣点学费的，但因为肇事者逃逸，他死后连一点赔偿都没有换回来。从此，年轻的母亲就带着3个女儿在湖北农村的老家与父母一起居住，以务农为生。起初，学费还可以用粮食来顶替，但到2005年的时候，这种做法已经行不通了，家里连孩子读书的钱都拿不出，她只好出来想办法。她的亲戚回忆说，当时因为年纪太大，文化程度不高，工厂不肯收这样一个女人，于是，她跟着一个同乡，来到杭州“打工”。

　　案发之前，这个41岁的瘦小女人刚将自己攒的钱寄给湖北农村老家的孩子，因此，劫匪只抢走了一部手机和130元钱。但据他们事后供述，为了保住这不多的一点财产，女人拼命捂住口袋抵抗，结果被杀。

　　这个母亲把赚来的大多数钱都花在了孩子身上。孩子们只知道妈妈在很远的地方打工挣钱，而她则要等到寒假和暑假时才能和孩子们见面。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女人反复叮嘱自己的女儿们，一定要好好读书。

　　陌生人

　　对吴仁贤来说，小梅本是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但当他知道她的存在后，却没来由地替她操起心来。

　　起初，他连这个女孩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母亲遇害后，小梅从老家赶来处理后事。吴仁贤因为在外面侦查案情，没有见到她，只是从同事们口里听说，她长得又瘦又小，穿着一双破破烂烂的球鞋，低着头，大眼睛里充满惊恐。

　　与往常一样，办案的警察们凑钱替小梅的母亲办完后事，又给她凑了几千元钱，送她回家。这些常年跟凶杀案打交道的刑警们自称接触的是最底层的生活，早就熟悉了这种悲惨的故事。

　　然而5年前，小梅母亲被害一案结案后，这群警察在专案组办公室里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聊时，却觉得不是滋味。即使见惯了苦难的他们也觉得，这个家庭实在太可怜了。

　　由于侦查需要，吴仁贤了解到这个家庭的大致情况。他现在已经说不清，当时是什么促使自己下定决心要帮这3个素未谋面的孩子。他有一个跟三姐妹中的老二同岁的女儿，有一个下岗在家的妻子，人们都觉得，他算是家庭压力相对较大的。

　　在背后谈论起吴仁贤时，同事们提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老吴是个铁公鸡”。

　　但5年前，这个“铁公鸡”却突然决定掏一笔不小数目的钱给3个陌生的女孩。他还开始四处张罗，替她们募捐。

　　“孩子还是要读书。”他这样分析自己的动机，因此，他主张大家一起将3个孩子供养到大学毕业。

　　那段时间，熟悉吴仁贤的人发现，他嘴里总是离不开这个话题。他在不同的场合谈到这件事，当着邻居说，当着朋友也说。他很讲策略，从来不主动提钱的事，而是绘声绘色地给听众讲这个家庭的悲惨故事。结果，到最后，不少人都被他嘴里的故事打动了，有的主动提出来：“是不是应该帮帮她们？”

　　为了不伤害女孩们的自尊，吴仁贤特地打电话给她们的一个亲戚，请她向小梅转达了自己想替她们募捐的打算，并征求她的意见。得到允许后，捐助就像模像样地开始了。

　　第一次捐助完成后，小梅已经考上了大学。吴仁贤将这笔钱一股脑儿寄给了她。但他后来又觉得这样不妥当，因为他怕孩子们觉得“钱来得太容易”，不利于她们成长。于是，他计算了姐妹3人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开销，按次把这些钱打到小梅的银行卡里。

　　从此，这些从陌生人手里一点点汇集的钱，不断被寄给小梅和她的两个妹妹。

　　孤儿

　　刚大学毕业的小梅，已经学会把很多事放在心里。她不喜欢和人聊天，不爱谈论过去。这个长得白白净净的女孩最喜欢做的事，是一个人看小说。电话里，她说话的声音又细又轻，让跟她通电话的警察们“听了就觉得心疼”。

　　但是，自从得知妈妈被害的消息后，这个外表柔弱的女孩却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只老母鸡”。

　　她竭力担负起大姐的责任。尽管有吴仁贤等人的捐助，在海南那所大学里读医科的小梅，还是把大多数空闲时间都用来勤工俭学。除了做家教，她平时晚上到学校的食堂打工，到了周末，则跑到附近的动物园帮忙检票。

　　有时候，这个有点儿多愁善感的女孩心里也会有很多困扰，她时常发现自己没有可以倾诉的人。久而久之，小梅已经学会用许多有板有眼的句子鼓励自己。她相信“努力就会有收获”，相信“人应该靠自己的双手活着”。

　　这个总喜欢把“自立”挂在嘴边的大姐，一遍遍地教育自己的妹妹们，“只要一家人都过得快乐就好，不要羡慕别人的金钱和财富”。有些话，是从吴仁贤那里听来的，小梅也会在电话里告诉吴仁贤，妹妹们很听话，都把他的话记在了心里。

　　刚找到一份工作的小梅说起自己微薄的工资，还是有点不好意思，但她挺自信。“我没什么太大的野心。”她说，“但只要我努力，一定能把现在的事情一点点做好。”她给吴仁贤打了个电话，告诉他自己终于可以自力更生，养活妹妹们了。

　　让小梅最高兴的是，两个妹妹也都考上了大学。学幼师的小妹已经开始实习，第一年就被安排做大班的班主任。她把这件事当做天大的喜讯告诉了吴仁贤，吴仁贤也跟着高兴了好半天。

　　在吴仁贤的印象里，除了每次寄钱时的简短交流之外，他几乎从没有听小梅提起过她有什么困难，或是情绪不好。“可能是因为她怕我工作太忙。”吴仁贤说，他们的电话总是很快就挂掉。

　　他后来才知道，他是小梅和妹妹之间最常提及的话题，妹妹们早就盼着能见到他。小妹才实习没多久，她周围的人们就都知道她有一个吴叔叔了。

　　有些事情是吴仁贤从来没有听小梅讲起过的。相比接电话，小梅更喜欢读信，因为她觉得，电话挂掉就没有了，而信却可以一遍遍读。几年前，吴仁贤托他的一位同事给小梅寄去一些杭州特产，这位女同事顺手写了一封信附在里面。

　　这封字数不长的信，被小梅仔细地收在身边，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拿出来看一遍，不知道看过多少次。直到如今，小梅还将这封信收藏在自己的相册里，随身带着。她说，这是在她感到苦闷时，能用来抚慰自己的为数不多的东西之一。

　　父亲

　　对小梅，吴仁贤了解得实在太少。每当要向别人形容她时，这个经验老到的刑警总是挖空心思，才能说出“懂事”、“坚强”这样几个干巴巴的词。然后，他承认，他对小梅其实并不了解。

　　一直到2008年上半年，他才第一次见到小梅。那时候，小梅需要实习，他就托朋友在杭州给她安排了单位。这次见面并没有给吴仁贤留下太多的印象。他只记得，小梅看上去很阳光，很懂礼貌，知道如何跟人说话。

　　起初，吴仁贤觉得，自己的打算完全是“顺手帮助一下”这3个孩子。“如果知道这会影响我自己的生活质量，”他字斟句酌地说，“我还真不一定会帮她们。毕竟，我也不是个伟人。”

　　但时间久了，他却不得不承认，他对这3个孩子好像“已经有了些责任”。

　　吴仁贤说，帮了她们这么多之后，每次知道她们一点点地成长和进步，自己都会觉得很欣慰，很快乐。虽然是他在给孩子们钱，他却时常觉得，“自己才是被帮助的那个”。

　　吴仁贤觉得，刑警生涯让自己变得耐心而缜密。他善于揣摩女儿的各种举动，并很小心地避免伤害她。

　　这份细心，也被他用在了小梅姐妹身上。当初，为了不让小梅因为他们的帮助而感到尴尬，他费尽心思，说话时也小心地挑选词句。

　　随着小梅和妹妹们逐渐长大成人，吴仁贤忍不住像一个普通的父亲那样，担心她们面对诱惑时会学坏，但他又不敢直接表达这个意思。于是，在电话里，他会小心翼翼地暗示小梅，要靠自己的努力赚钱，不要羡慕别人的财富。当听说小妹在广州实习时，他也有些担心，希望小梅把他的话也说给妹妹听。

　　变化

　　在这种关系平静地持续了5年之后，最近，吴仁贤和小梅的生活突然有了一些变化。

　　2010年一次通电话时，小梅还是和往常一样简短地交代了一下自己的生活。但挂掉以后，吴仁贤却觉得不对劲，总觉得她的声音有那么一丝不愉快。于是，他紧接着又把电话拨了回去。小梅在电话里哭了，这好像是头一次。

　　之前，吴仁贤曾经听小梅随口说过几次，二妹的心脏有些问题，还为此耽误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这次，小梅告诉他，二妹的病情急转直下，已经住进医院。

　　这可急坏了吴仁贤。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为这件事操了很多心，帮她们筹钱，出谋划策。等到二妹的病情稳定以后，他又动用各种关系，想着要替她换一家医院，接到杭州来治疗。

　　与此同时，这个一直默默进行的善举，突然被更多人知晓。杭州市公安局一个网名叫“黄蓉”的女民警，在自己的微博上传播了这个故事。短短100来个字，却一时间成了许多人争相转发的热门话题。

　　吴仁贤也开始接受各种采访，有的是本地的，也有的是从外地打电话过来的。这让他觉得有点手忙脚乱。一开始，他把小梅的信息告诉了媒体，这成为他最后悔的事情。因此，他对后来的记者再三要求，不得透露小梅和妹妹的身份，不准和小梅直接联系，也最好不要提到她母亲的职业，因为在他看来，“保证孩子不受伤害是第一位的”。

　　这个自称一贯低调的警察担心，他本来只是想帮助3个孩子，但这样的报道会让人们误解他是个沽名钓誉的人。不过，他也盘算着，适当的报道，可能会对二妹的治疗有所帮助。

　　像往常一样，这个像父亲一样的男人开始替3个孩子精打细算。一家媒体帮他联系了杭州当地的医院，他表示同意，但要求必须签订保密协议，治疗结束前，不得泄露消息，也不能让记者来采访。

　　自从那次小梅在电话里哭过之后，吴仁贤觉得，他们之间的距离似乎近了很多。他们通电话的次数越来越多，时间也比以前更长，以前不会提到的事，小梅现在也会告诉他一些。在电话里，他详细询问二妹的病情，每一次反复都让他眉头紧皱，唉声叹气。他不厌其烦地告诉小梅怎样和医生交流，怎样替妹妹办休学手续，甚至几次都忍不住想赶到当地去替她们处理这些事。

　　一度只是想“顺手做件好事”的吴仁贤，如今觉得自己已很难再从3个女孩的生活中脱身。5年来，很多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变化。吴仁贤头上已经有了些白发，原先瘦小的小梅也比以前胖了不少。当年，小梅母亲被害的出租屋附近是一片建筑工地，如今，那里的住宅楼房早已拔地而起，每平方米售价超过两万元。

　　而那些发生在心里的变化尽管不那么明显，却更持久。小梅在电话里说：“我想我们会一直像亲人一样。”

　　（王传生摘自《中国青年报》2011年1月26日，戴晓明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