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军队中，有这样一句话十分流行——
对于自己的上司，有两件事是绝对不能做的：第一，永远不要指导上司该怎么做；第二，永远不要用行动证明上司的错误。
但是陈纳德在飞虎队却把这两件事都做了。一方面，他不断向美国领导层呼吁，改变原有空战形式；另一方面则擅自做主，率先在飞虎队利用更加灵活机动的双机编组形式，与喜欢大编队作战的日军打起了空中游击战。
回忆起战斗的日子，查尔斯·邦德说：“在战场上要时刻铭记在心的永远是你的顶头上司，你得信任他，你俩是息息相关的。他（陈纳德）说的话，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不论何时何地都不要轻易尝试决战，因为别人的飞机可能会比你的先进。但是也别忘了，P-40战斗机是你强有力的武器，要充分利用。不要跟敌人缠斗，可以假装逃跑，忽上忽下，然后突然杀一个回马枪。我们能做到。”
1942年初，飞虎队根据情报得知，日军在泰国清迈集中空中力量，计划对昆明再次进行大规模空袭。为了将敌人的计划扼杀在摇篮里，飞虎队决定先发制人。这一次，一支由10架飞虎队战斗机组成的攻击机群，于3月24日清晨越过边境，对清迈日军飞行基地进行了一次突然袭击。
此次战斗，飞虎队共摧毁敌机15架，第一次重创日军在中国境外的空军基地。此时，这支几个月前临时拼凑而成的杂牌军已经脱胎换骨。
1942年5月4日，又是一个晴天。云南省保山市数千名群众聚集在市中心纪念抗战全面爆发后的第五个青年节。下午时分，天边隐隐传来不祥的轰鸣声。也许是因为纪念活动太热烈了，也许是因为市外机场驻扎着飞虎队，群情激奋的人们并没有注意到正在迅速逼近的危险。
那一次，城市防空预警系统出现了失误，等待数千名群众的是四五十架敌机的突然来袭。
对于这次经历，查尔斯·邦德在回忆录《一个飞虎队队员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鲍勃·里托和我正在擦我们的手枪，这时鲍勃·尼尔突然大声喊我们，叫我们紧急登机。当我发动了引擎后，看到高空中一个很大的日军轰炸机编队正在向机场飞来。尼尔拔出他的手枪，对天鸣枪报警。我坐在驾驶舱里犹豫了片刻。见鬼，我能行！”
军事题材画家罗伊·格林奈尔在画作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查尔斯起飞的时候忘记了他的飞机还没有打开导流板、没有戴头盔、降落伞也还没有系上……他什么都没有准备。你能看到日本轰炸机准备从右上角飞越这个城市，而邦德，他正在四处观望——那里有两个日军飞行编队。当你看到这幅画时，能想象到飞机起飞后会是什么场面。”
那天下午，查尔斯·邦德是唯一一名来得及起飞的飞虎队队员，而他要面对的是超过50架日军轰炸机与战斗机。
“你能想象那是怎样的情景，”查尔斯·邦德说，“我尽可能地追击他们，同时四处观察，希望没有其他敌机袭击到我。但我的希望落空了。我朝着我所能看见的敌机拼命开火，但后面还有很多敌机呢，这对我来说太难了。”
查尔斯·邦德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这场战斗：
“我咬住敌机队形右侧最后面的那架轰炸机。连续三轮俯冲射击后，我看到敌机燃起大火，开始向下坠落。我追逐着大约50架日本轰炸机穿越中国边境进入缅甸北部。当我打完所有弹药准备返航时，突然听到几声剧烈的爆炸，回头一看，三架日军零式战斗机正跟在我身后疯狂开火。
“我并没有听到枪声，我只知道子弹在我周围不断擦过。敌人击中了我的机尾，换作任何人，都知道事情不妙了。座舱里燃起了大火，我当时想：这下死定了。”
然而，查尔斯·邦德并没有死。
在那一天的日记里，查尔斯·邦德是这样描述那一刻的：
“火苗已经点燃了我全身，我闭上眼睛，使劲摇开座舱盖，匆忙系上降落伞，猛烈的气流一下子把我拖出了机舱。当我降落到地面以后，发现自己身上还在着火，着陆点旁边刚好有条小河，我毫不犹豫地跳入河中将火扑灭，然后我感到头部隐隐作痛。我把手指插入头发，发现头上还在流血，谢天谢地，日本人的一颗子弹只擦伤了我的头皮。”
虽然查尔斯没事，但是他当时的处境确实非常危险。查尔斯的儿子查尔斯·邦德三世经常对女儿说，如果从后面击中查尔斯并引起着火的那发子弹再往下那么一点点的话，今天就不会有他们了。“50架轰炸机，只有我一个人迎战，我肯定是他们攻击的焦点，”查尔斯说，“但我记得我以前跟人讲过，如果我回到26岁，我还是会那么做。”
1942年5月4日这一天，保山市一片火海，青年节纪念活动现场被日军炸得一片狼藉。整个城市成了一片废墟，到处都在冒烟，被炸死的中国士兵和老百姓尸横遍野，那种惨烈的场景，查尔斯永远都不会忘记。
也是在这一天，保山市军民不会忘记，有一架画着飞老虎的战斗机独自起飞，向50余架日军飞机开火攻击，这名勇敢的飞行员就是查尔斯·邦德。
查尔斯·邦德说：“我为能有机会参加拯救昆明的空战而感到非常高兴。他们需要帮助，这就是我们出生入死为之战斗的主要原因。我感到非常光荣。”
1942年6月，在距离保山空战仅仅一个月之后，查尔斯·邦德的飞机在桂林上空再次被日军击落。这一次，他没能再回到中国的天空。这一年的7月4日，飞虎队正式归编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原有编制人员就地解散回国。
在此之前的7个月时间里，陈纳德的这支杂牌军共参加空战31次，总计击落日军飞机299架。在空战中，飞虎队共牺牲飞行员23名，损失飞机73架，但其中被日军直接击落的仅有12架。
“他们都是勇敢的小伙子，一旦找到目标，他们便下定决心。他们要帮助那里的人民——即使他们并不认识他们。他们在杰出领导陈纳德手下飞行与战斗。我曾对话过的每一个飞虎队队员，都非常敬佩陈纳德将军。我想，对每个人来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好战友、好领导。”罗伊·格林奈尔这样评价这个仅存在7个月却战功卓著的群体。
1945年8月1日，终生不善于同政治打交道的陈纳德离开了中国。这一天，成千上万的重庆市民自发拥上街头，据说送行的人群将陈纳德乘坐的汽车抬了起来，一直抬到重庆中心广场。此时，距离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还有14天。
陈纳德将军在抗战快要实现全面胜利、日军即将举起白旗的时候被迫回国，其实是政治斗争的结果。总体上，美国人大都具有诚实、敬业的品质，作为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与陈纳德两人也不例外。不过，史迪威的性格缺点更加明显：他往往因显得过于傲慢，尖酸刻薄，为军事计划部署上与中方的不同理解，屡屡与蒋介石及中国官员发生冲突。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1942年5月，在中国远征军入缅问题上，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矛盾因史迪威改革国民党军队的建议而激化。史迪威曾接连两次提出书面建议，揭露国民党入缅部队有许多长官贪污腐败，大发国难财。史迪威指出，他们克扣军饷，走私成风。实际上，国民党军队进入缅甸境内后，腊戍即刻成了黑市，布匹、化妆品、食物、烟酒被整车整车地运回物资奇缺的昆明，倒手就可牟取暴利10至20倍。遗憾的是，对史迪威这一正直的建议，蒋夫人宋美龄的回答是“史迪威将军所倡议的激烈措施不能采用”，“头不能割下来，否则就不会有什么东西留下来了”。于是，史迪威不但是白提建议，蒋介石对他的畏惧与厌恶也由此产生。1942年12月，蒋介石再次致函罗斯福，表示他对陈纳德的支持。很明显，蒋介石未必是全心全意地信任陈纳德，只是要利用他与史迪威相抗争。史迪威失势后，作为报复，史迪威的密友、美国军部高层的马歇尔于抗战胜利前夜召回了陈将军。
对于陈纳德来说，中国人民那天的热情给予他生命中最难忘的巅峰体验——善良的民众擎着锦旗，抬着横匾，敲锣打鼓拥向欢送地点。在会场，高楼上、屋顶上中美国旗迎风招展，大街小巷的商店、民居到处张贴着飞虎图画，以及丘吉尔那个著名的表示胜利的“V”字。接陈将军去广场的蒋介石的专车，被成群结队的百姓呼唤着“陈纳德，陈纳德”一路推进了广场。汗流浃背的人们纷纷拥向高台，送上名贵的晶莹的玉石、精致的漆器、祖传的古玩……
“陈纳德——”热烈的呼唤声此起彼伏。面对这样的场景，深受西方文史传统滋养的陈纳德感到自己似乎身处两千年前的罗马城，自己似乎变成了一个从凯旋门得胜归来的古罗马将军，沐浴在花瓣雨中……即便是原本极富演说天才的他此时也是久伫高台，咽喉哽噎，说不出一句话。最后，他伸开双臂，像要拥抱敬爱他的中国人民。一张嘴，却泪如泉涌。他也不去揩拭，任由感激的泪水放纵地奔流在他饱经风霜的脸上。后来，黄仁霖将军对他说：“自从马可·波罗以来，还没有一个外国人这么博得过中国人的心。”
查尔斯·邦德也离开了中国，回到了原先的部队，不久后出任美国驻苏联武官。他退休前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是美国空军第12航空队司令。在飞虎队的7个月时间里，他一共击落8架日机，是首批飞虎队飞行员中击落敌机最多的王牌飞行员之一。
吟诗少年在战火中离去，
他带着战士的荣耀死去，
父辈的剑依旧挂在他的身上，
他的竖琴和他躺在一起，
勇敢的诗人吟唱着祖国，
哪怕全世界都背弃了你，
至少我们的剑永远捍卫你。
吟游少年倒下了，
你忠诚的竖琴永远为你而歌唱，
你的灵魂多情而勇敢，
你为了圣洁和自由而歌唱，
歌声永远不会在奴役中响起。
——《MinstrelBoy》
悠远的歌声飘荡在中国的万里晴空之上，向那些为中国的天空不受侵略而战斗和牺牲的飞虎队队员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2009年8月，94岁的查尔斯·邦德因老年痴呆症在家中去世。我们依然记得，采访时时不时打个小盹的查尔斯；提起昆明时，他脸上立刻消失的笑容；还有他最后说的那句话：
“如果有来生，我还要去中国。”
（李厝山摘自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我的抗战》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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